一个麻醉医生的炼成：过劳猝死与金钱诱惑(5)

往后的日子，我和于洋基本都保持着每周20台手术的记录，平均每天工作约11个小时。不到1个月，于洋这胖子都累瘦了一圈。和其他一线医生混熟了，听他们说，这是一线医生的常态。与这种超长时间工作相伴的，还有无时不在的、担心病人病情恶化的焦虑，这让许多麻醉医生的健康亮起红灯。他们还讲：在中国的手术室里，躺在床上的病人死亡率，低于坐在床头守着病人的麻醉医生猝死率（2018年中国不到10万人的麻醉队伍里，有10来例猝死/心脏恶性事件，而当年病人的麻醉死亡率，降低到了10万分之1）。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在次年初夏的手术旺季，于洋就差点猝死在我面前。于洋的导师是个大忙人，从来不管他。他不仅没沾到导师的光，还因为负责排班的医生与导师有些龃龉，排班时总把台数多、时间长的手术间安排给他。那个月，于洋一直在脑外科术间，每天3台手术起步——每台脑外科手术耗时最少3小时，七八个小时稀松平常。
他在那待了半个月后，我在寝室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要不就是回来太晚倒头就睡，要不就是顶着发青的眼眶在阳台默默抽烟，那个平时放个屁都能奏出节奏来的段子手再也不见了。一个周五，我正在脑外手术区对面的耳鼻喉科术间上班，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慌乱的嘶吼，跑过去一看，于洋倒在地上。外科医师停止手术，在一旁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作为麻醉医生，抢救是刻在骨子里的肌肉记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已经面色发青、颈动脉搏动消失的于洋。还好，4分钟后，他的心跳恢复了，意识也回来了，立刻被送往ICU。检查表明，于洋发生了急性心梗、心跳骤停，冠脉里破裂的血栓把左前降支堵了80%，缺血的心肌无法供应全身血液流动的巨大负荷，在瞬间罢工停跳。幸而抢救及时，于洋随后进行了介入溶栓和冠脉支架置入，好歹捡回来了条命，除了终身服用抗凝药外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于洋自此休学半年，他住院期间，科室领导组织大家探望过几次，说了几句“保重身体”，也没啥表示，他的住院费，基本都是自己出的。于洋身体恢复后就回科继续上班了，他心梗的这件事好像被所有人刻意忽略，他本人也保持默契的噤声。我们科室也曾一度有和外科沟通、要求减少择期手术量的呼声，可院领导会谈过几次后，呼声也没了下文——手术量变少，劳务费减少，你干不干？当然，工作量对劳务费有影响，只是对正式职工而言的。我们学生累死累活，每个月的“工资”是1820元——研究生月助学金1500加上一个月4个单价80块钱的夜班费。我们在寝室里曾经开玩笑，读了5年高等教育，过得还不如初中毕业进工厂的厂弟厂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