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麻醉医生的炼成：过劳猝死与金钱诱惑(6)

有句话叫“手术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我们的工作是守护并调整生命体征，远远不止打一针麻醉剂那么简单。手术前我们便要开始配麻醉药品、检测机器并做术前准备，术中时时配合外科医生的操作，调整药物的流速和种类，保证病人有足够深的麻醉程度和足够平稳的生命体征。术后，手术医生施施然走了，留下麻醉医生孤独地陪伴病人，等待意识转醒。这份工作类似长途车司机，病人像是一台随时可能抛锚的货车，满载家人的希望和求生的渴求，我们得小心翼翼开动着，尽量开到外科医生指定的目的地。有时，又像运输调度台，手术能不能开，怎么开，哪条路线能走，也由我们“指挥”。当然，我们是很难指挥得动外科医生的，而且还可能成为“背锅侠”。我记得一台80岁老人的手术，当时手术间的麻醉主治医生是老林。老林是少见的没什么架子的二线医生，作为一枚“宅男”，他爱好各类主机游戏，和我们年轻人颇为合得来。
那台手术准备开始麻醉时已经晚上8点半了，由于病人是急诊入院，术前我没时间做访视。等老太太推进术间，我翻了翻病历，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她基础疾病极多极重，病历里“既往史”恨不得写了两页：高龄、冠心病、高血压、脑梗塞病史、尿毒症、肾功能衰竭、下肢深静脉血栓……老人在几天前摔跤摔断了骨盆，要做“双侧人工髋关节置换术”——这可是个大手术啊，其合并症多、麻醉风险极大，是麻醉分级中达到了III-IV级（健康成年人为I级；合并轻度并发症和基础疾病则分到II级，III级以上患者基础疾病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的高危病人——老实讲，这类病人不适合开刀做手术。我拿不定主意，把情况报告给老林时，接晚班的他正在和骨科医生交谈。他耐心跟对方讲这位老人麻醉风险极高，反复询问可不可以停掉这台手术，而且表示“已经入夜了，开完刀至少凌晨2点，主刀和麻醉者都属于疲劳驾驶，风险陡增。
并且夜里大部分同事都下班了，如遇紧急情况，抢救时连帮忙的人都没有”。根据我们熟知的医疗“有益原则”，一项医疗操作如果潜在的风险远大于收益，就不该开展——现在做这台手术，收益无非是老太太可以站起来走路，风险却是她有可能术中直接死在手术台上，术后在ICU中难以闯过“感染关”，或者因身体受不了手术打击，造成肾功能、循环功能衰竭。可对面的骨科大夫反复说着车轱辘话：“病人手术意愿强烈，病人及家属充分知晓风险……手术价值很大！预后极佳……”其实谁都知道，这样的老人做手术麻醉风险是何等巨大，但是外科科室的医生大多是以业务量为导向的“激进派”，对于手术崇尚“大开多开”，这与谨小慎微的“保守派”麻醉科医生形成了鲜明反差。骨科医生搞不定，老林试着跟家属谈话。也不知是不是骨科那边对手术预后效果的承诺太过美好，家属对手术信心满满，在我们反复谈了“麻醉风险巨大，病人术中可能有生命危险”后仍要求手术——至于推迟手术，家属更不愿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