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声走评《黑暗时代的爱》︱王尔德的爱情戳印(3)

如果把同性恋之间的“爱情戳印”放在这样的历史经验之中来看，就大约能理解“黑暗时代”的深一层含义。托宾将“爱情戳印”视为一种同性恋之间的特殊纽带，这条纽带与同性恋在早期历史中所受到的压迫密不可分。这种压迫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个同性恋原子一旦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即兼具肉体欲望与情感的对象），就只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连时间也无法将其分离。但是同性恋同样也要为此付出失去“世界”的代价。他们被这样的“光”所吸引，或主动或被迫撤出了“世界”——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内在移民”，这些同性恋（在她的口中，是那时候的某些德国人、犹太人）的行为和情感仿佛不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公共议题，退缩到“思想与情感的个体性”之中。“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永远都是一种人性的丧失。
”——这句话乍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很多同性恋并不承认自己与现实之间存在抛弃或被抛弃，也不承认“爱情戳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背对现实的产物，但托宾决定直面这个问题。
天主教、爱尔兰人、同性恋
1993年，《伦敦书评》的编辑安德鲁·欧海根怀着一个约稿的愿望拜见了托宾。他想让托宾写写有关同性恋的文章。“我立刻告诉他我办不到。”托宾回忆说。他坦承自己的性取向，但并不觉得这可以诉诸于文，“多少涉及我那部分不安、胆怯、忧郁的内心世界。”
托宾生于爱尔兰东南部韦克斯福德郡的恩尼斯克西（Enniscorthy, County Wexford），托宾家族从一百多年前就积极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他了解爱尔兰人的“黑暗时代”。托宾的祖父帕特里克·托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曾参与1916年反抗英国统治的复活节起义（复活节起义是爱尔兰独立运动中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祖父被押解到了威尔士的监狱，和一战的德国战俘关押在一起。父亲布里德·托宾也是爱尔兰共和党成员，支持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
托宾小时候是个口吃，九岁之前他都无法阅读（现在已经克服，各种采访中都能够侃侃而谈，语速颇快）。中学时候的托宾在家乡一家天主教男子寄宿学校就读，他对男性的性意识可能萌发于此时。“我发现一些神父对我很有性吸引力……如果当时他们要对我怎么样，十五岁的我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他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说。
1960年代的爱尔兰，依然是一个被天主教主宰的相对保守的国家。爱尔兰社会学家米歇尔·麦克·格雷伊的著作《再论爱尔兰的偏见》中提到，直到1996年，才显示仅有百分之十二点五的爱尔兰人认可自己的家人是同性恋，认可同事可以是同性恋的人也只有百分之十五。六十年代虽然没有相应的数据，但托宾记得那时的氛围。他记得那几年，他们镇上有两个年轻人住在了一起，后来他们被送进了监狱，罪名是“不当行为”。这是托宾十三四岁时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