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简史」英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3)

随后出现国家财政困窘、精英流动和竞争以及社会不满。工资已经下降到新的低谷，这使得工人以及中低收入阶级都惶恐不安。职业岗位的竞争不仅使得一代有教养的人几乎没有希望进入皇家政府和教会机构，而且导致各个郡县的新贵为了优先权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国王寻求新的财源，并希望这些财源摆脱议会的控制，从而激化了两者间的冲突。
尽管没有人想要革命，同样也没有人想要维系 17 世纪早期那种社会状况：为了自我维持，国王不得不撇开议会寻找募集资金的各种办法；由于精英数量不断增加，而这些精英都你争我夺试图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地位结构与利益网络中寻找一席之地，因此，朝廷和各郡中的许多小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贫困、失业、流浪、犯罪等问题日益严重。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王与精英之间紧密合作，以改变政府财政制度、精英吸纳制度以及经济组织制度。但是在当时既有的资源条件下，并不存在一个使各方均能获益的解决方案。当物价不断上涨、王室土地几乎出售一空、精英们又不予以合作的时候，查理一世怎样才能提高财政收入？当精英的数量如此众多却又四分五裂，给予一个精英家庭以王室恩惠，就会得罪另外两个精英家庭的时候，查理一世如何才能赢得精英的合作？在极其艰难的时刻，如果精英们不团结一致真心维护国王的权威，查理一世又如何能控制社会动乱？
社会危机之所以出现，并非人们盼望危机，而是因为一些长期社会变化因素已经使得现存政治制度难以为继。此后，围绕着谁应该为局势恶化负责、如何收拾残局这些问题，冲突和政治就会产生。
至此，一段历史公案似乎以颇为自洽的逻辑形成了一个解释闭环。不过，戈德斯通，意犹未尽，主动引起了另外一个话头。如果说早期现代世界中的欧亚王朝如英法和奥斯曼及中华帝国都经历了类似的由人口危机而非资产阶级革命引发的国家崩溃，那么为什么后来东方和西方还是出现了大分流，后者为何未能向前者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呢？
对于这个经典问题，刚刚用人口决定论解释了英国革命的戈德斯通又搬出了文化决定论。他认为，文化结构决定着人们对于国家危机的反应并形塑着国家重建。植根于17世纪危机后国家重建过程中的不同的意识形态遗产，对于此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具有深刻的影响。
那些当时并未能完全战胜传统习惯，但却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摈弃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创新的革命，比如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给国家崩溃后的社会留下了丰富而又有活力的遗产。尽管清教徒和雅各宾党人在革命后逐渐衰弱，但是他们的观点依然在传统符号、传统制度和传统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这些国家的重建不是原样复原，那些曾要求限制绝对权力的主张，对复辟政权构成了持续挑战，两者间的妥协导致的议会制的巩固为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制度空间，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后来英法再次遭遇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时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