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是上海？(8)

无论是作为资本家的郭琳爽，还是作为消费者的李九皋，他们的生活和命运，跟这个城市的消费文化一起，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永安合营，1956年 （来源：黄浦区档案馆）
这种变化是如此的迅速，以至于上海《青年报》在1955年发表了一篇叫做《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的文章，含蓄地批评上海女青年们的衣服太单调了，要么是军装绿，要么是工装蓝，鼓励她们打扮的色彩丰富一些。这种倡议要是放在十年前的上海，恐怕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旧的事物被掩埋，新的事物也在诞生，作为“消费型城市”的上海逐渐褪色，它的另外一个身份就变得耀眼起来：“生产型城市”。
尽管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没有一个落在上海，尽管上海向内地迁移了数不清的工厂、高校和技术人员，上海仍然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消费品牌高地。钻石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缝纫机，中华牌香烟……上海货的名声传遍大江南北。
全国人民都对上海生产的商品称赞有加：款式新颖、质量优秀、价格合理、假货很少。这甚至开启了中国最早的代购行业：沪淘。在外地工作或者插队的上海人，每当回家探亲时，都会接到周围人委托的购物清单，从的确良到麦乳精，从大白兔到灯芯绒，凡是能人肉搬运回来的，都会被抢光。
但在“上海货”驰名中国的同时，上海本身的建设却慢慢掉队。1950到1979年间，上海的税收的87％上缴，向中央上缴的财政收入超过了上海自身市政预算收入的13倍。与此同时，上海却有超过一百多万人生活在棚户区或茅草屋里，直到70年代末，人均居住面积才大体上恢复到1949年的水平。
因为贡献了全国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上海这个“钱袋子”毫无疑问地被死死看住，成了计划经济管控最严格的城市。而由于资本主义桥头堡的历史包袱，上海始终需要在政治上表现出更加可靠和更加积极，才能获得信任。这一点在十年动乱中，体现地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