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建设公平与正义的公民社会(3)

公民社会中的政府是执法者，执法者的权威来自于法律，归根结底，也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授予。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社会契约论
政府是把双刃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权威天然具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倾向。为什么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仍愿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威？因为无政府、无秩序对每个人利益的伤害大于政府侵权的伤害。“两害相权取其轻”，公民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意建立政府，由政府维持秩序。
公民与政府的这种关系，学术界称为“社会契约论”。契约意味着缔约双方是平等的，没有一方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先天的权威。根据这个契约，公民允许政府垄断暴力手段——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等；政府则必须承诺：仅使用这些手段保护和促进公民的利益，特别地，政府不得使用这些手段谋求自己的利益。
必须强调的是，公民社会中，政府不是唯一的秩序维护者，民间组织如协会也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公民社会中的经济秩序在市场上形成，市场秩序的维护依靠参与者的相互监督，政府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仅限于执行公民制定的法律与规范。
社会契约的执行机制
契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自动的实施，因为违约的收益经常大于违约的成本，社会必须设计和建立一套机制，保证契约按规定得到执行。
中国的早期儒家已有社会契约的概念，突出地体现在孟子的思想上。有人曾问孟子，你鼓吹忠孝，但怎么解释商汤灭桀，武王伐纣呢？汤是夏桀的臣子，周武是商纣的属下，他们不是犯上作乱吗？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亦，未闻弑君也”。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没听说犯上啊，杀了一个暴君而已”。君臣在孟子那里还是平等的，纣王不仁不义，违约了，臣民当然就有反对的权利。
中国早期儒家的问题是从未思考和设计契约执行机制，而仅停留在说教上，他们告诉君王，若不善待臣民，人家就有权反对你。然而说教代替不了有效的惩罚，仁政王道虽好，若无制度保证，违约成本太低，皇上无视儒家的教诲，行的都是霸道。不考虑契约执行机制，这是儒家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上的一大缺陷。
近代社会契约论源于十六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渐进式演变，理性务实的英国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依靠这套机制，委托方(公民)可以有效监督代理方(政府)，在必要时干预政府的行动，一旦发现违约倾向，立即更换政府，而不是等到“苛政猛于虎”，民怨沸腾之时，再来纠错。事后纠错就是反对，打碎旧体系，建立新秩序，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和法国大革命。反对的成本太高，还是要设计一套机制，随时监督政府，约束政府行为，用更换政府的威胁阻止它的违约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