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潜伏”法医科，揭秘命案背后你不知道的细节(16)

常红发最看不得别人流泪，但却硬生生在实验室里听了两年兔子的哀叫。他在做另一种攀登，科学探索，也是法医的一种工作。如果可以选择，解剖室和实验室，他更喜欢后者。
几年前母亲去世后，他愈发不愿意面对死亡。老家在山西，那时母亲已经脑死亡了，全家都在等他回家，等他来做一个决定：拔管。
拔管很久以后，他才梦到母亲，“她在前面牵着弟弟妹妹跑，我死活追不上，在梦里哭，哭醒了，一抹脸，手上都是湿的。”
这以后，他总觉得自己心肠在一点点变得更软，“甚至不敢一个人呆在解剖室。”同事们赞他“自带科研体质”，他喜欢科研，科研是向高处摸索，向亮光处摸索。
他现在在做有限元模型：把人体用数字化表达，用几十万个点位构成人，可以更清晰地显示力的传导。
电脑屏幕上，一个三维的人体模型，在被棍棒击打后，脑部出现了清晰的损伤。这个受力过程，不是动漫设计，是常红发在几百张不同损伤的颅骨CT片里，一点点擦除和提取，获得关键信息，进行推算和编辑后，做成的模型。
一个人值班的晚上，仔细听，能听到窗外树叶落地的声音。他在这个系统里反复修改，填写，补充。他喜欢这种安宁，重击、损伤，都只是在电脑图像里，屏幕一黑，明早的太阳照常升起。明天七夕，他在手机里给妻子订了一束花，“国泰民安”。

常红发（左）和巩强在做力学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