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潜伏”法医科，揭秘命案背后你不知道的细节(14)

这像是他们的接头暗号：不要有死亡，不要有现场。
杨小城跟闫伟在办公室算是同桌，一个静，一个动。没开工的时候，杨小城似乎永远在唱歌：去食堂的路上、爬上值班床的上铺铺被子、早上推开办公室的门……他唱李健，唱他喜欢却永远记不住歌词的民谣。这个时候，法医科不像研究死亡的地方，清风明月，少年锦时，死亡很远。
那个夏夜，杨小城用刀背扎自己的那个侦查实验，以及后来他的讲述，让我想起作家鲁敏《九种忧伤》里写的：每个人都如同一枚环形玉器，带有忧伤的缺口，它不被重视，它申诉无门。它在那里。
杨小城父亲离世的时候，他没在身边，当时他在外地工作，父母在重庆。他人的死亡和亲人的离世，是不同的生命教育。
所有贫困少年的励志故事都有一个刻进生命的镜头，他的镜头是：父亲在学校旁边摆摊，每次他得了获奖证书，父亲都拿在手里舍不得装好，买东西的人看了搭句腔，父亲就会高兴地讲，是儿子得的奖。
终于工作了，父亲查出癌症晚期。回重庆的时候，他特地带了一身警服：父亲从来没见过他穿警服的样子。老人是在他回单位的路上离去的，眼里最后的影像，是儿子笔挺端正的样子。
从那天开始，杨小城觉得心上缺了一个小角。他是从对母亲的迁就上意识到那个缺角的存在：母亲碎碎念，让他去相亲，赶紧结婚，从早上念到晚上，吃饭都没停，念叨了整整8个小时。他没有顶撞一句。他记得父亲离世时他跟自己说：“爸爸走了，更要对妈妈好一些。”
这句话说得特别慢，时间跨过零点，新的一天开始，窗外依然是黑夜。杨小城背过身，用手掌按住眼睛，深深吸气。这跟白天在解剖室那个麻利高效的法医，那个吃饭都在唱歌的法医，不是同一个人。
天亮的时候，他又会笑着说：“我爸没给我把名字起好。”“小城？哪里不好？”
“邓丽君有一首歌，《小城故事多》……”

杨小城身后的颅骨，是法医科的历代法医在工作中搜集的无名颅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