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梁启超逃往日本，14年流亡回国后，他做了什么？(3)

1914年初，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以革命派为班底的国民党一下子成了在野党，把政治真空留给了以立宪派为班底的进步党。
梁启超不满袁世凯的专制，却又对他寄予希望，持续了一年的若即若离，终于在袁世凯打算称帝时彻底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他发出讨袁檄文，和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
很快，袁世凯死了，孙中山跑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留给了以段祺瑞为首的武人集团，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文人集团。
然而，文人集团的力量太过微弱，在枪口下，他们的力量不值一提，所以，他们用一种新的方式坚持他们的宪政梦想，即“引导论”，希望通过引导掌权者走上宪政之路。
但梁启超或许不会想到，以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为代表的文人精英，正是此时登上历史舞台，用思想，与枪管博弈。
话说回来，当时与段祺瑞合作，是梁启超唯一的选择。
1917年，段祺瑞新内阁中，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在总长九个席位中占了5席，他本人任财政总长，可谓大权在握，前途一片光明。
可当时，护国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社会一片狼藉，国库也甚是空虚。
梁启超希望以西方的体制点石成金，通过改革让国家起死回生。利用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因而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理金融。他的第一步是统一硬币，第二步是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
这番见解颇高，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效用，张勋之乱后，军费及善后费，急于星火，无法应付。各省已成割据一方之势，尾大不掉。中央专款，也被悉数截留，梁启超仰屋兴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