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梁启超逃往日本，14年流亡回国后，他做了什么？(4)

果然，梁启超在任的热情仅仅持续了几个月，就彻底垮了，相比他的政治热情，他的政治空间过于狭窄。
况且，他终究是一名书生，而并非一个金融家，他虽为财政总长，可手中权力所及，不过只有区区一家中国银行。
梁启超上任半年，毫无业绩。1917年11月，梁启上书请辞。
但梁启超却并没有从政坛上完全隐身，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研究系。
但他却不知道，段祺瑞身边的“小徐”，早已一掷千金，用一个”安福俱乐部“，操纵了国会的选票。
在段祺瑞的关怀和徐树铮的直接领导下，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如期进行，在这个宪政史上最烂的一届选举上，”安福系“取得胜利，“安福国会”粉墨登场。
然而，在选举前奋力筹款的研究系，被区区一个“小徐”击得粉碎，所谓的信念和理想，在金钱面前不值一提。
我们无法知道，在1918年8月，梁启超看到国会选举的结果，他会是怎样的心情。只知他在那段时间生了一场重病，面色也日渐憔悴。
或许那一刻，梁启超的宪政梦想已经开始动摇，他认为“两党政治”是最理想的而制度，一党在朝组织内阁，一党在野执行监督。然而，当“安福国会“成立，什么进步党，什么研究系便纷纷不值得一提了，为民国宪政谋划蓝图的梁启超，终于无力回天了。

理想主义遭逢不理想的现实，革命大都如此。辛亥革命前用自己的生命祭献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理想的牺牲者们，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死亡换来的是这样一个不堪入目的政权，他们会作何感想？
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吗？”
像极了民国，一个飞起来，又跌落回去的国家。
而那些为三民主义理想祭献生命的牺牲者们，如今衰朽的民国给了他们又一次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