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都在说“结构性因素”“结构性影响”时，什么才是结构？(5)

电影《夏威夷》（Hawaii 1966）剧照。
然而，有人可能会好奇，对重点的不同视角的差异是否足以解释夏威夷女性采取的新行动呢？如果萨林斯指出的，禁忌体系是夏威夷文化结构的主要符码，这种符码只对女性进行负面定义，那么女性是从何处获得了自我意识和社会行动的计划，让她们能参与到具有破坏性和潜在危险的冲破禁忌的历史片段中？
一种可靠的回应是保留萨林斯这种单数的用法，但也得描绘出一种更为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形象，即强调结构具有的不稳定性、矛盾、鸿沟和裂缝。具体来说，有人也许会认为，在夏威夷女性的案例中，由于禁忌体系只对女性作负面定义，女性和被正面定义的男性、酋长和神祇的关系也被定义为负面的。有人也许会说，在解构主义的模式里，对于女性的负面定义无疑包含了微量被排除在外的、被正面定义的范畴，这些与男性、酋长和神祇的微量的同一性，可能让女性得到了被明确否认拥有的能力。因此，当日常和预期的社会关系过程中出现冲突时，这些微量的同一性会以强有力且颠覆性的方式激活。
但无论这种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会有多大益处，我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意义相当不同的复数的结构视为多元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社会和地理尺度上运作的不同制度性领域，会以不同的象征或文化逻辑来运作。尽管对夏威夷的历史和民族志而言，我是个门外汉，所知都来自萨林斯的研究，但我认为，在禁忌关系的体系中，夏威夷女性仅有的社会性定义均隶属负面范畴的看法一定是不可信的。
无疑，在其他完全不同的制度性领域中，像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家庭或居所，以及与其他女性的关系里，女性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定义。当然这些定义她们的制度性领域和文化结构只具有相对的自主性。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不论是公开仪式情境中的范畴，还是作为家庭中夫妻或兄弟姐妹的范畴，都被禁忌的定义有力地置入结构之中，这些禁忌的定义将女性之于男性等同于平民之于酋长、人之于神。但的确，禁忌关系不等同于夏威夷家庭的全部文化范畴。我设想，夏威夷家庭或居所大体都有些和禁忌体系大不相同的模式，包括合作、游戏、权威和分工等模式。相似地，被定义为凡俗(noa)而非禁忌的夏威夷普通女性间的互动，应该主要是由禁忌体系之外的规则构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