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都在说“结构性因素”“结构性影响”时，什么才是结构？(7)

再回到夏威夷女性的例子，我们很难想象，由欧洲人的到来引发的冲破禁忌，没有受到女性间的日常关系，以及女性和家中兄弟姐妹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认同、团结和意义的部分影响。在论及女性与兄弟之间的关系时，萨林斯强调，有很多案例表明，夏威夷女性和欧洲水手发生性关系一事是和她们的男性近亲共谋的，必须有一个相对自主于禁忌体系的社会关系场域，才会发生这种共谋。

电影《禁忌》（Tabu: A Story of the South Seas 1931）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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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重复的行动，
还是改变了结构的行动？
在一篇讨论斐济战事的论文中，萨林斯在某个脚注里承认，要想解释差异的运作以及事件所特有的相互再定义的过程，就有必要采用某种将结构复数化的方法。他强调，“‘结构’一词，明显是一种过分简化的描述。我们应该明白，事件的特性，或者说作为事件的意外的特性，就是联系起特定社会的文化中不同结构的秩序”。在后文里，他相当频繁地用到了“结构的秩序”一词。然而，我认为，比起“结构的秩序”一词所表现出的半推半就的妥协，我提出的说法要好很多，也就是把结构视作多元、重叠、相对自主和可转置的。
采用多元而非单数的结构概念，也有助于解决萨林斯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出现在讨论斐济战事的论文的脚注中，即何时可以把日常发生界定为事件，而不仅仅界定为再生产了结构的意外：
我想宽松地将转变结构而非仅仅实行结构的行动和意外定义为事件……在区别不同行动时，还有个操作上的难题，也就是如何区分再生产现有文化秩序的行动和改变现有文化秩序的行动，因为每个可认知的行动对秩序而言都是新的和延续性的……文化秩序是事件构成的体系……这些都提出了哪种类型、多大规模的变迁足以成为“事件”的问题。我只是很具体地处理过这些问题……至于对抽象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留待下次再说。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留待每个接受结构二重性的人去思考。结构是被人类行动(而不是神或自然)所制造和再生产的。正因为结构是经由实行再生产的，正因为由结构形塑出的实行所在的情境与过去的情境不同，再生产的行动和事件之间的差别在于程度，而非种类。将结构的日常实行和转型性事件进行区分，对实际判断来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