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都在说“结构性因素”“结构性影响”时，什么才是结构？(9)

电影《上帝也疯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 1980）剧照。
而且，虽然萨林斯清楚地假设了行动者有意图、多样，且被其文化所深刻形塑，但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认为行动者拥有创新行动的能力。确实，行动者有能力理解新现象，但似乎必须先把他们归入已有范畴里。萨林斯记述的夏威夷的行动者，有时对自身的指涉行动似乎相当熟稔，尤其是在他们身处史无前例又令人极为不安的情境时。在罗诺神本应到达的时间，一艘欧洲来的船出现在了海平面上，库克也就立刻被归为罗诺。库克一上岸，祭司们就毫不犹豫地通过仪式把他奉为神。的确，我们的资料都是由英国的水手写的，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夏威夷人试图理解库克到达现场时出现了怎样的困惑、怀疑、争论、计划和反计划。
但我认为，萨林斯的叙述似乎使夏威夷人重要且风险性的指涉行动由当地结构过于轻而易举和自动地生成，也使夏威夷的行动者看似严重缺乏风险意识，并对其他指涉行动缺乏反思。事实上，指涉这个术语似乎在解说事件中发生的各种文化行动时显得苍白无力。我们可以把这个术语解读为人们和自己的各种文化结构间没有距离感，而唯一的问题是新现象如何被归入合适的结构性范畴里。
然而不难想象，一个反常现象的出现(库克出现在夏威夷无疑可以被看成是反常的)对符号性行动的影响，远比把现象归入一个范畴中要复杂。人们可能也会对现有范畴进行反思，对各类范畴进行重新定义，比如，拼接过去分开的范畴、把一种范畴从一个结构中挪到另一个结构中、瓦解分类层次或者增加、发展分类的替代方案等等。而且，当人们需要采取行动时，可能会模棱两可，会同时尝试不止一种语义指涉的形式，并希望能由反常现象本身的后续行为来进一步指导自己。虽然我们不应该指责萨林斯没有找到夏威夷人的行动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复杂性(可惜的是，记录确实没有谈到这些)，但这些复杂性很可能就埋藏在记录中提到的指涉行动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