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桫椤：《凤凰琴》30年，时代情感与传统精神交响的人民史诗(2)

小说中的人物遭遇和故事情节切中了时代的痛点。
其次，《凤凰琴》把握住了中国人集体情感的跳动节律，写出了经过观念冲击后的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向往文明生活、渴望通过知识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
小说中数次写到张英才携带和阅读小说《小城里的年轻人》，以及给家在城郊的女同学写信的情景，这显然不是叙事中多余的枝蔓，而是作者的匠心，是人物对现代化城市生活的崇拜和神往之情。张英才、蓝飞等借助万站长的权力去当民办老师，其最初的目的都在于试图通这个办法告别农村生活成为“公家人”。老师们在欠发工资、办学经费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在大山深处的小学里，是为了使这里的孩子们能有学上；尽管有些孩子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而辍学，但家长们对老师无以言表的敬意背后潜藏着的是他们想让下一代走出大山的热切愿望。从《凤凰琴》到后来的《天行者》中，都鼓胀着这样的情感动能。在这个主题上，小说与铁凝的《哦，香雪》异曲同工，只是《哦，香雪》是内视角，而《凤凰琴》采取了外在的批判性视角且表达更为隐蔽。
渴望转正、渴望像公办老师一样可以挺直腰杆做人的民办教师，和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过上城市生活的农家子弟，他们的愿望都受到了现实的阻碍。这种矛盾构成了叙事中最有力的戏剧冲突；还原到客观世界里，更是社会现实中结构性冲突的叙事模型。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揭露、批判，是同情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还老师们一个公正，是小说虽未曾呼出但始终蕴聚在叙述中的情感期待。小说以悲悯之心为公众代言，由此拨动了社会的心弦。
如何阻挡人文价值跌落后形成的颓败性力量并缓解具有时代性的矛盾冲突？
《凤凰琴》选择了从传统精神中寻找解决方案。小说着力塑造民办教师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爱学生如子女的性格形象只是方法之一，在刻画民办教师职业操守之外的种种情节中，也都显现出对传统的追慕与躬行。
值得注意的是，“感恩”和“报恩”是《凤凰琴》中着力旌表和弘扬的德行，无论是叶碧秋的父亲为张英才砌灶时的一番感激的告白，还是明爱芬去世后“千把人”怕将来余校长为还人情而不去登记挽礼等，都是为了表现这一点——与此相对，民办教师们近乎悲惨的遭遇恰恰是因为社会忘记了“知恩图报”的伦理道德。老师们从以学生家长为代表的“民间”受到的尊重与以体制性力量为代表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对后者毫不留情的批判。张英才的变化使传统精神价值在与时代流俗的博弈中成为获胜的一方，张英才初上界岭时不过是舅舅万站长设计的权宜之计，最初张英才也认同这样的安排，但在余校长等老民办教师的无声感召下，特别是经历了孙四海和李子遇险、明爱芬病逝等事件之后，他面对已经到手的指标发出了“我不转正”的喊声，由此完成了个人的成长和灵魂的净化，借助人物的转变将小说的精神价值推向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