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义士在牢笼中带出方志敏手稿，半个世纪无人知，晚年撰文自证(6)

由此可见，唐弢并非事件当事人，《同志的信任》所记，多是道听途说，不足为凭。
然而，但唐弢所写的女青年传文稿的事却是有据可查的。
杭州师范大学退休教师魏中祁就声称，《同志的信任》里面说的女青年就是她的妈妈。
魏中祁回忆，1959年，当时她正在读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方志敏的夫人缪敏曾给母亲程全昭的来信，觉得非常奇怪，再三追问母亲，母亲后来说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事：1935年，19岁的程全昭从杭州前往南昌，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方志敏传递过手稿。
魏中祁说，那时母亲程全昭与同学高家骏是一对情侣，可因门第悬殊，程全昭的父亲不同意二人交往。高家骏一气之下从杭州跑到南昌绥靖公署当差，成了看守所里面的看守人员。1935年暑假，高家骏从南昌给程全昭汇来20元钱，让她火速赶到南昌，有事相商。程全昭便背着家人来到了南昌。
一见面，高家骏对程全昭说，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帮助共产党的领导人方志敏传递文稿。程全昭那时年纪小，也不知道害怕，就爽快地答应了。
高家骏交给程全昭一包东西和3封信，让她到上海，把信分别交给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

程全昭带着手稿和信来到上海，住到白克路宝隆医院的同学那里。第二天，她先来到宋庆龄家，一个保姆模样的女人对她说，宋庆龄到庐山避暑去了。程全昭估计见宋庆龄不那么容易，又按照地址找到内山书店。店中一位中年男子听说她是来找鲁迅的，说：“鲁迅你是找不到的。有什么事儿，我替你转告吧！”
“我妈妈看那人也蛮老实的，就把信和纸包交给了他。”魏中祁说，“那时候她年纪小，根本不懂得做地下工作的方法。”
送出纸包后，程全昭又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校长李公朴。听她说明来意后，李公朴有点儿迟疑。程全昭记得，他夸张地捋了一下头发说：“哦！有这么一回事。我不认识这人，信放在我这儿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