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义士在牢笼中带出方志敏手稿，半个世纪无人知，晚年撰文自证(7)

由此可见，唐弢所写的《同志的信任》不实，“女青年”带来的文稿和信并没有直接交到鲁迅手里。
魏中祁又说，交了信给李公朴的当天晚上，一个穿着入时的少妇找到程全昭，对她说：“你来上海送信，已经有人知道了。你得赶快离开，我是特地来通知你的。”
本来程全昭跟高家骏说好要在上海等回音，再回南昌报信。听了少妇的话，她有些紧张，就偷偷回到了杭州。后来，程全昭才知道来报信的少妇是民主人士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
胡子婴的确是转交方志敏的主要人员之一，她在《书林》著文回忆接交方志敏手稿的经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傍晚，有一个由南昌监狱中释放出狱的小官僚，受方志敏烈士之托，设法将一个文件送交党中央。因他不认识共产党员，他将文件送到我家。我们并不认识他。因为我们是当时救国会的知名人士，他认为送给我们是不会错的。我们感激他为烈士做了好事，留他在家吃了晚饭。据他说方志敏烈士是坚贞不屈的，是气贯长虹的。方志敏受过酷刑，又加利诱，后期与他同关在一个受优待的监狱里。蒋介石千方百计向他招降，而方志敏就利用了受优待的机会写了文件，在临刑前交给此人，托他出狱后交给党中央。这个文件是用毛笔写的，也是写在十行纸上的。我看字迹是与上一年我看过的信上的字是一样的。当夜我看完了它，题目就叫“可爱的中国”，四九年上海一解放就出版了。
在前言中说到这是鲁迅先生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个文件到我手中时，鲁迅先生已故世一个多月了。我是十一月十八日得到文件，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2时，我的丈夫章乃器被捕了。这个文件锁在我的抽屉中，当时没有搜查房子，我怕他们再次来搜查，怕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就打电话给宋庆龄，要求把文件转移到她那里，她同意了。我又打电话给章乃器的三弟章郁安（共产党员），叫他雇一辆出租汽车到我家来，我将文件交给他，送交宋庆龄。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从胡子婴的叙述来看，她是1936年11月才收到《可爱的中国》等文稿的，而她提到“字迹是与上一年我看过的信上的字是一样的”，可见，在1935年下半年，她是有看到过《给党中央的信》的。
而且，她说的送稿人是“由南昌监狱中释放出狱的小官僚”，与《给党中央的信》中对“胡罟人”介绍情况相同。可见，胡罟人既不是程全昭也不应该是程全昭的未婚夫高家骏。
而且，按照魏中祁的说法，程全昭回家后，家里人知道她替方志敏传递手稿，全都吓坏了，把她关起来，不准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