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曙光（电影理论家）：我亲历的“娱乐片”讨论与争论（四）(3)

权威专家后来专门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个艺术主张和口号的产生，总是有其社会的和客观的依据。最初提强化主旋律这一主张时，电影界乃至整个文艺界正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影响和商业化大潮的冲击。‘票房第一’的口号被认为是不可碰撞不可逾越的铁的规律。于是，中国银幕出现两个热点。一个热点是走向娱乐，出现了娱乐片大潮。有的电影理论家也为之鼓吹，提出‘娱乐原则’，而且温度越升越高，直到把娱乐片理论推向极端，抛出‘唯乐原则’，走向排斥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的以宣泄为目的的纯娱乐。

一时间，严肃作品急速萎缩，媚俗之作超速膨胀。面对商业化冲击和娱乐片大潮，另有一部分艺术家认为电影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文化品格。电影理论界又不断有人为这股文化热加温，把电影创作的文化走向也推向了极至，使之走向生活的负面，专事反映民族文化中陈腐落后的东西。正是基于此，我们才郑重而热切地提出‘突出主旋律’的创作口号，旨在呼唤我们的银幕应弘扬时代精神，表现我国正进行着的伟大的改革；旨在呼唤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应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载《人民日报》1987年）。

3、因此，虽然陈昊苏同志当时担任主管电影的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副部长，但是在1988年12月1日至7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当代电影》编辑部主持召开的“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的报道中，特别强调“陈昊苏同志也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参加了讨论”。（倪强华：《娱乐片:当前电影创作和理论研究的“热点”——记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载 《电影通讯》1989年2期 。）这其实是意味深长的，或许只有亲历过那个时代、那个事件的人能够体会其中的“玄机”。事实上，随着社会文化语境尤其是政治语境的变化，“娱乐片”概念也就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