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济慈逝世两百周年｜朱玉：“无数的见识使我成为神”(8)

“消极能力”可以看作对“恭顺能力”的发展。两者都强调自我的谦卑、顺服乃至消解，以便更好地表达对他者和未知世界的共情。济慈传记的作者W. J. 贝特曾这样解释“消极能力”：
在我们充满不测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种体系或一个公式能够解释一切；甚至，用培根的话来说，语言也至多是“思想的赌注”。我们所需要的是一颗善于想象并且开放的心灵，以及对复杂多元现实的高度包容性。然而，这涉及一种自我消解。(W. Jackson Bate, John Kea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63, p.249；另可参考Bate的Negative Capability: The Intuitive Approach in Keats, Contra Mundum Press, 2012.）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消极能力”的“消极”暗示着一种积极的“自我消解”，这是实现共情、自我超越的前提。大约一年后，济慈在信中提到“诗性人格”，也是对“消极能力”思想的进一步阐释：至于诗性人格本身……它并非它自己——它没有自我——它既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它毫无个性……在所有生灵中，诗人最无诗意，因为他没有自己的身份——他始终在塑造着——或填充入其他某个身体——日、月、大海、男人、女人，这些有冲动的生物富有诗意，因为他们拥有不变的属性——诗人没有，没有自我——他必然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生物中最无诗意的一个。（济慈致理查德·伍德豪斯，1818年10月27日）
济慈关于“消极能力”和“诗人无自我”的思想与海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在《论人类行为的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Actions: the Natural Disinterestedness of the Human Mind）中提出的“人类心灵之天然无私无我”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十八世纪的“同情性想象”传统密不可分。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认为，海兹利特所说的“disinterestedness”并不排斥所有的私利或功利，而是敞向未知的多元（Hazlitt：The Mind of a Critic,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0）。济慈的思想主要在这个意义上与之发生交集，并将之运用到创作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