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爸(3)

一是工作队的成员找他谈话，说他有经济问题但又未讲具体事什么事，让他思考交代。那时正值夏天，他连续几天坐在阳台上冥思苦想，十分痛苦，他再三申辩自己没有贪污受贿之类的问题，但总过不了关。最后他让我给他写了份材料，说自己在工作中可能有错误和不足，但向组织保证绝对没有经济、生活作风之类的问题，如果一经发现愿接受任何处理。工作队向他透底说有人反映你挪用公款，要说清楚。原来，一位老工人接到老家电报称父病危速回。因为手中缺钱，向单位提出可否将下个月工资提前支取，到时扣还以解燃眉之急，老爸同意并签了字。老爸根据工作队的要求写了检查，尽管此事未作为问题追究，但他也掉了几斤肉。
二是当时有个说法叫“干部下楼”，即到运动后期每个干部要对自己的问题写出检查，在一定的范围内宣讲并由大家讨论评议，如通过了则被称为下了楼，如通不过则需得重来。老爸是一次即通过下楼的。我很自豪地说，我的老爸经过洗礼，他的一生既无政治问题也无经济和生活作风的问题。
后来，单位领导班子作了调整，老爸仍在，他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且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
记得在动荡岁月刚开始，老爸没受到多大的冲击，还能正常工作。1968年上半年，在“四人帮”地下党都是叛徒特务谬论的作祟下，老爸一夜之间成了大叛徒大特务走资派，随即被勒令交代问题，我又有了写材料的任务。从他叙述的情况看，这些问题都不是事实。实际情况是：
所谓叛徒问题，老爸曾和其他几位同事被法国巡捕房抓去一次。当年罢工时有几个人没有响应，仍将车子开了出去，使罢工的效果打了折扣，这些人被称为走狗。老爸他们几个人就组织起来教训了这些人，因此被巡捕房抓去，最后被作为扰乱治安关了十几天后放出来。此事当时有点影响，被认为是斗争勇敢的表现，以后历次审干中也有结论。
所谓特务问题，老爸曾有过国民党护工队分队长的身份。那是在临近上海解放时，国民党企图在溃逃之前对上海实施破坏，即组织了护工队以此作为他们的工具。地下党组织掌握了这个信息，为控制这支队伍，便将许多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编入了这支队伍，并担任一定的职务，一旦国民党有什么动作，这些人就可以在里面起分化瓦解的作用，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这个组织也搞过检阅之类的活动，老爸也奉命参加了，这其实是他的革命活动的一部分。上海解放后，党组织曾有过结论，当时后奕斋同志在干部大会上曾表示：“我们有些同志参加了护工队、工福会等反动组织，这是党安排的，是革命的需要，他们本人没有任何责任和问题，这就叫白皮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