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科学的「血热之心」：美国艾滋病防治运动的克莱默与佛奇(8)

《The Destiny of Me》
克莱默在1988年得到HIV，虽然没有进一步恶化成爱滋病，克莱默却为B型肝炎带来的肝病所苦，在2001年的耶诞节之前给佛奇亲自看诊，成了史无前例的高龄肝脏移植的HIV带原者，之后更透过他的协助参与救命的临床药物试验。这些年的互动，让两人即使偶尔会恢复当年的对立状态，但彼此独特的个性却衍生出另一种不做作的友谊。
克莱默和佛奇彼此欣赏在那些年里各自的成就。佛奇表示，「在医界有两个时代：前赖瑞和后赖瑞时代（克莱默的名字）。」
...在我看来，他帮助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医学，这是无庸置疑的。当所有的噪音和虚假都被淡忘时，他的贡献仍然屹立不摇。
多年来，克莱默曾一度对佛奇怒不可遏，现在他称呼佛奇是政府官员中「唯一真正伟大的英雄」。

2013年克莱默与他的同志伴侣大卫
▌对抗传染病的未来
克莱默透过他的身体力行和诸多创作，将自己的名字和爱滋病运动画上等号，从《The Normal Heart》以不同形式深植人心上可见，他的信念和追求永不没落。2017年时他回顾当初的激进举动，曾如此表示：
我尝试让人们团结并对现况气愤。因为我发现与其做个好人，愤怒才能真正推动人们前进，我把自己变成了『世界上最愤怒的人』。
连佛奇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有着32年的友谊，克莱默过激的反应仍赤裸裸地呈现在两人的通话或是信件上，但克莱默事后都会表示，「那只是他想要获得关注的方式」，一同1988年他在爱滋病运动上辱骂佛奇，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现在，佛奇是一个美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他变成一种信仰，但他仍不居功，婉拒晋升NIH主任多次，专注在爱滋病研究上，以疫苗研究和抗病毒药物开发，做出里程碑的贡献，也在其他流行病的研究下也多有斩获。当初推行的平行追踪，在这次COVID-19也让瑞德西韦和其他药物提早进入临床。
也因为COVID-19，克莱默在今年3月底又站出来为佛奇说话，说他对于佛奇现在在川普政府的遭遇深感遗憾。但佛奇只回了他一行字：「蛰伏待发」（Hunker down）。没有过多的缀饰，两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付出：克莱默直到病逝之前都还在致力于剧本创作，一个描述同志如何同时面对新冠肺炎和爱滋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