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科学的「血热之心」：美国艾滋病防治运动的克莱默与佛奇(5)

图为《HBO》纪录片中的克莱默照片
两人的转机
面对激烈的示威抗争，佛奇认为让原本就相当保守的研究员们感到惧怕，「当社运人士在NIH校园内示威，研究员没有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反倒是更退缩了。」佛奇事后在报导上如此表示；而这之中可能不只是保守的问题，还有更多人其实是不食人间烟火，对于同志族群的苦难欠缺同理心。
自从接任主任一职，佛奇一方面要如履薄冰地，修正雷根政府不敢直言的有关艾滋病的错误讯息；此正如佛奇在川普政府于COVID-19初期的失当，所扮演的角色。佛奇一方面与同志运动人士交涉、也深入艾滋病患者的日常生活，寻求更合乎现况的解决方案。
佛奇维持他在科学上的敏锐，也开始肩负社会运动人士的精神，以马里兰为基地，也探访旧金山和纽约的社会观察。如1989年他拜访一位旧金山教师，听他说明自己陷入一个不是死就是失明的两难抉择，即使已经有药物能同时拯救他的双眼和生命，却为政府法令束缚，不得使用。

与地方人士互动之间，让佛奇了解，作为人类，不可能不为他们的处境采取行动。佛奇更加频繁的拜访社运界，替自己赢得部分抗议分子的信任，让他能在1988年NIH校园内的抗议游行，替行动过激的示威者朋友向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缓颊，邀请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并且将原先局限在自己实验室的艾滋病研究课题，扩编成一个研究所内的独立部门，让自己的触角开始向外延伸，也结识了ACT UP的药物治疗试验负责人哈林顿（Mark Harrington）。
由于哈林顿和佛奇为首的政府部门互动变得更加频繁，让他后来脱离ACT UP，另组Treatment Action Group（TAG），以「政府是同伴，不是敌人」为号召，致力于强化社运和科学家的关系，监督道德规范和支持艾滋病治疗的研究。即使他不是科学科班出身，哈林顿的个人魅力和才华，让佛奇见到与社运取得共识的美好前景。
我们现在所知的FDA临床试验主要分三阶段：第一期主打安全性测试，第二期关注药品功效，第三期则是在够具代表性的群体中测试药效和安全性。哈林顿主要的诉求是，一但药物通过第一期试验证明其安全性，即使尚未得到第二期的药效验证，政府应该放行让别无选择的病患使用这些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