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科学的「血热之心」：美国艾滋病防治运动的克莱默与佛奇(3)

在1983年由于激进的行事作风和其他同事产生嫌隙，导致克莱默被自己拉拔的GMHC开除；此后克莱默更专注在剧本创作上。内容叙述80年代初期艾滋病开始蔓延，纽约一群同志运动者和医界朋友，试图揭发这座城市拒绝承认艾滋病已经开始蔓延的真相。1985年，这部克莱默半自传式的舞台剧《The Normal Heart》正式演出，激起巨大回响。
而此时的佛奇早已经投入艾滋病研究一段时间，1981年发现HIV造成B细胞功能异常活跃，1982年跃升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NIH的一个支部）主任，一直以来钻研重大传染病，直到今日。
1985年，原先用于癌症治疗却无效的药物AZT（azidothymidine），在转向艾滋病治疗上出现正向结果，即使只是动物体外的细胞实验，也给予当时求助无门的艾滋病病患莫大的希望。1987年，FDA批准AZT做为第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望穿秋水的病患们总算盼到了续命的机会，但是药物的隐忧随后浮现。

图为1984年的佛奇
AZT除了带来令人不适的副作用，它对于病毒的抑制效果如一场午后雷阵雨——来得急，去得也快——归因于HIV是突变率偏高的RNA病毒，使抗药性快速浮现。单一药物成效不彰，新的临床试验马上展开，采用的是混合AZT和类似化合物的「鸡尾酒疗法」，立刻吸引大群病患的期盼，但如果志愿者曾经参与其他药物临床试验的话，考量减少实验变数之下就不被接受。那时一种针对艾滋病引发的肺孢子菌肺炎的药物刚通过，诸多受惠的艾滋病病患却不能进一步接受有机会抑制病毒的药物试验，就是一个明显案例。
当时的佛奇虽然不是FDA的负责人，但作为关注艾滋病流行的政府领头科学家，他几乎每天都现身记者说明会，回应已经被反复质问不知多少次的问题：雷根政府为何没有办法迅速处理现况？
一直以来，佛奇服从NIH的准则，认为临床研究「不需要带入病人的感受」：长久以来，医界的培训造就那些知识权威，而他们坚信：药物开发必须遵循严谨的程序，否则无法客观评估动物实验或临床试验的结果和风险。如此僵化的结果，就是每个药物的审核都要拖上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