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科学的「血热之心」：美国艾滋病防治运动的克莱默与佛奇(4)

图为1998年Act Up在华盛顿DC的示威运动
但是站在病人角度，病情恶化迅速的状态下，他们等待跑完所有标准流程期间的不安，加上参与临床试验的重重筛选，以及早期通过请愿等方式得不到正面回应，终究让社会大众的反弹升高。对于外头如火如荼展开的一连串社会运动，那些声音似乎不曾影响他们的任何决策，完全被屏除在NIH构筑出的象牙塔外，导致街头上蔓延的怒火越来越强烈，终于将火苗烧向研究员。
克莱默就是带头人之一。他深信平静的抗争只会石沉大海。1988年，作为相关运动的开山鼻祖，在厉色抨击政治人物，药厂，甚至自己成立的艾滋病倡议组织之余，克莱默在一封公开信中提到：
佛奇，你这个杀人犯，你在危机早期拒绝聆听艾滋病运动人士的呐喊，导致数千同性恋患者的死亡！
不仅如此，克莱默在新闻媒体上毫不留情地抨击佛奇，骂他是「无能的白痴」，是医疗机构的「药品推销工具」，并出言侮辱佛奇的妻子，甚至把他比作希特勒：「天哪我恨他！在我看来，他是世界的邪恶轴心！」
然而科学上的演进并非社运人士所想，从研发期的第一道曙光到FDA的审核，能在不到十年内达成。这一连串社会运动的助燃剂，部分来自过度理想化的运动人士，更不用说一直以来都是用极尽苛刻言语来引发注意力的克莱默，让他在媒体渲染下，带动高涨的反抗声势。

图为2011年《The Normal Heart》百老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