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科学的「血热之心」：美国艾滋病防治运动的克莱默与佛奇(6)

1997年在纽约的同志与艾滋病运动
科班出身的佛奇听了马上表示自己的顾虑：如果采用哈林顿的建言，那这些不知服用多少试验中药物的病患一旦参与临床试验，最终的研究报告将会是一场灾难。另外的担忧则是，一旦病患有机会透过不同管道取得未经验证的药物，临床试验的招募将会变得窒碍难行。
然而面对这场新兴的疫情，传统的临床试验根本行不通。即使当年网际网路尚未诞生，土法炼钢的地下资讯网络盘根错节，联邦政府不得不承认现行的系统毫无作为，甚至建立临床试验的对照组—给部分志愿者无标的功用的安慰剂，用以和服用试验药物的实验组相比—都无法落实。1989年在旧金山施行的研究中，那些知道自己吃了无效的安慰剂的志愿者，无一例外地退出了实验。
「长期身处学界，会产生一种医生和科学家知道他们自己在干嘛的幻象。」佛奇说。「我们被教育要去关切病人，但教科书不会教导我们去分辨什么真正对他们最好。面对这种全新的疾病，病患也希望对我们如何进行研究能有话语权。」而做为民间和政府中间的桥梁，哈林顿和其他运动人士向他保证，透过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他们会协助严格落实临床试验，提供足够的数据，以建立有科学统计背书的药效验证报告。

《The Normal Heart》舞台剧版本
对应现况，「平行追踪」（Parallel Track）项目在1989年通过核可，一如前文所提，一旦临床试验中的艾滋病药物确认其安全性，就可立即供应病患该药物。看似突破政府和民间的僵局，但一年后，一场在旧金山的国际艾滋病研讨会上，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势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