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警暴：“弗洛伊德之死”的法国镜像与义愤之外的复杂面向(3)

随后，宪兵队和阿达玛家属两方展开漫长的证据和真相之争。最初的专家鉴定报告认为阿达玛有心脏病；而2017年6月的专家鉴定则认为不能确认有心脏病，相反有急性窒息情形；2018年的另一份报告为宪兵撇清了责任，认为阿达玛的死亡是基因缺陷、镰状细胞性贫血、炎症等多种病症在大麻影响和压力和剧烈活动作用下的综合结果，在这份报告影响下，司法当局结束预审调查，草草结案。而2019年3月由阿达玛家属邀请的专家则出具鉴定结论，倾向于认为“机械性窒息”是死亡原因，由此，调查重新开启，并于2020年5月29日公布了新的专家鉴定结论：阿达玛不是死于体位性窒息，而是心源性水肿，再次为宪兵撇清了责任。
这份鉴定结论出炉的时机，已经是5月25日“弗洛伊德之死”事发后，因此引发舆论极大关注；而随后，阿达玛家属再次公布了一份立场相反的专家鉴定，认为心源性水肿的诱发原因是体位性窒息，而体位性窒息的原因正是宪兵逮捕阿达玛时采取的“贴地反铐”和膝盖抵压手法。由此，双方立场针锋相对，在“弗洛伊德之死”的背景下，冲突激化到新的高度。
6月2日和13日，数万名抗议者无视当局发布的防疫聚众禁令，连续两次在巴黎集会示威，并发生小规模的暴力冲突，而外省各大城市也声援响应。美国的“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全球性BLM运动，在法国以舒维阿之死、阿达玛之死等一系列事件作为本地支点（尤其是后者时机颇为巧合的事态进展），一时酿成浩大声势。

巴黎民众集会悼念弗洛伊德，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
比义愤更复杂的方面
相比美国的“弗洛伊德之死”，法国这两起标志性事件在整体走向上有很高的相似性，但与此同时也不乏其自身的独特性。
从《世界报》和Mediapart网站今年6月披露的信息来看，“舒维阿之死”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偶然因素：据现场录音分析，情况并非一路恶化到出人命的地步，冲突曾经三度缓和，双方即将收手，但都因为口头上的挑衅而重新激化。例如其中一次是警员让舒维阿把摩托车号牌擦干净就可以走了，但后者坚持要求对方说“请”（s’il vous plat，相当于英语的please）才行，于是争吵重新升温。舒维阿并不怵警察，言辞中颇有攻击性（这或许与他曾被警察粗暴对待过心存积怨有关），他骂警察是“小丑”“可怜虫”，还声称“你真以为我会怕你们”“有人打破我的头，我就把他的脑袋拧下来扔在路上”，以至于警员反问“你是在威胁我们吗？”舒维阿反呛称“不是……但看好你们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