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警暴：“弗洛伊德之死”的法国镜像与义愤之外的复杂面向(4)

同样，从通常意义上来说，阿玛达·特拉奥雷也并不“清白”：他在2015-2016年间曾因轻罪在监狱服刑，事发时刚出狱不久；他还被人指控在狱中有强暴同性的行为；他在当天事发时两次被抓到、两次凭借暴力逃脱（甚至第二次已经被戴上手铐），因此被宪兵视为极度危险分子。
于是，如果说美国版本的“弗洛伊德之死”中，受害者的过错尚属次要因素的话（使用假钞和醉酒并不直接导致暴力行为），法国这两起事件则更凸显出警察暴力中的“完美受害人”问题，而且和性侵问题中的相关因素类似，它会反过来影响公众和法官对归责的判断——警暴事件受害者的过错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警察暴力”这一事实的成立？如果受害者自身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并且使用暴力手段，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反过来证明警察所采取手段的正当性？警察行事准则中的“绝对必要”原则，是否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同样，在这一波“警察暴力”抗议浪潮中提及的“史蒂夫之死”，同样提出这一问题。2019年6月21日音乐节期间，法国南特郊外活动到凌晨四点活动仍未结束，警方入场干涉，要求停止播放音乐，大部分DJ按照命令停止，但一位DJ拒绝服从，而且播放了一首反警察主题的歌曲，现场听众向警方投掷杂物，由此引发冲突激化。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散并殴打人群，导致一些人从缺乏防护的堤岸上落入卢瓦河中，其中包括24岁的史蒂夫（Steve Maia Canio）就此宣告失踪，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发现他的遗体。
之所以提出警察暴力中的“完美受害人”问题，并不是要为警方“洗地”，证明受害者咎由自取。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划清界限，表明即便受害人存在过错——甚至是暴力性、攻击性的过错，也仍然不能免除警方的责任。这正是为了避免落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窠臼，由于受害人的前科、瑕疵或是失误，而遮蔽了权利和权力的精确界定以及体制的改进可能。
警察暴力？警察的暴力？与警察有关的暴力？
在“舒维阿之死”发生后，法国前任国家警务总监莫尔万（ric Morvan）曾为警队辩护说，“警察暴力”（violence policière）这个词用法不妥，确切地说应该是“警察的暴力”（violences de policiers）。
表面上看，这种咬文嚼字的方式毫无意义，但莫尔万的表态其实另有深意：他将这种暴力行为个人化、具体化，由此将责任转移执法人员头上：个人可能犯错，但体制不受指摘，《世界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为这些不良行径罩上一层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