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警暴：“弗洛伊德之死”的法国镜像与义愤之外的复杂面向(5)

事实上，这种区分也正是法国政府和警方面对批评的一贯立场，即具体执法人员或许有过失，但作为整体，警方从不“纵容”暴力，也不接受被污名化。从警察工会、警务总监到内政部长，这种立场一以贯之。前任内政部长作为“头号警察”，固然责无旁贷地维护本部门，而新任总理卡斯泰（Jean Castex）上台伊始，最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就是在万事尚无头绪时，突访巴黎郊区小城警察局，为警员加油打气。甚至连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3月的“大辩论”活动中也明确表示，不要再说“警察暴力”，这个字眼是“无法接受的”，这一表态被许多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视为体制的终极性背书。
法国左翼社会学家拉加斯涅（Geoffroy de Lagasnerie）同样反对“警察暴力”这个说法，但理由恰恰相反：因为这会导致人们只关注那种性质猛烈的行动，让人觉得只有锁喉、殴打、开枪才是暴力，而忽视那些其他的违法行为（例如早晨六点破门而入），在他看来，“作为体制，警察本质上就是暴力的”“要么我们说没有‘警察暴力’这回事，因为警察就等于暴力；要么我们说只有警察暴力，别无其他。”
作为激进左翼，拉加斯涅当然可以对现状予以“大拒绝”（正如马尔库塞面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态度），并把一切和警察相关的暴力事件都囊括其中，但作为具体处理社会矛盾的指向，却无法这样洒脱。不仅警察个体的暴力行为如何归责于体制，需要清晰而有力的论证；另一方面，是否一切引发伤亡的事件，都可以归咎为“警察暴力”，同样需要论证。一个例证就是2005年引发巴黎郊区大骚乱的起因，是两名少年为躲避追捕误入变电站而触电身亡。两名涉事警员事后被起诉，但法院于2015年判决其无罪。当事人家属和民权人士固然可以从策略角度将其归入广义上的“警察暴力”，但从法律推理角度而言，这种意外事件显而易见无法与“贴地反铐”致人窒息死亡等量齐观。在这个问题上，“政治正确”并不能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现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