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警暴：“弗洛伊德之死”的法国镜像与义愤之外的复杂面向(6)

法国里尔，警察在示威游行现场警戒。
法式警暴：反恐、种族、黄马甲、极右的纠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和“弗洛伊德之死”折射出的美国种族难题一样，法国的警察暴力问题背后，同样是多重社会问题的沉淀。
法国正式的警察暴力数据从2017年才开始统计，但自从第五共和建立之后，相关事件其实一直备受指摘，最典型的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1961年10月17日，巴黎警方对抗议宵禁法令的阿尔及利亚侨民进行血腥镇压，死亡人数迄今仍无定论，根据不同口径约在40-300人之间。此后，“警察暴力”的指责一直存在，尤其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标志性的警暴致死事件。
长期以来，法国的警察暴力现象往往同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仇恨》和《悲惨世界》两部电影，都自然而然地在这一框架下展开；前述“舒维阿之死”和“特拉奥雷之死”中，当事人都是少数族裔；2017年引发骚乱的“黑人青年戴奥（Theo）被警棍捅至肛裂”事件，同样也是少数族裔。而法国警察日常临检对象中，北非裔和非裔青少年比例畸高，更是外界诟病的话题。
然而，即便是“选择性临检”的批评者，也很难从平等原则出发，要求警方一视同仁，对怀疑对象按照其族裔占总人口比例来均衡分配。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宗教、历史和文化的关系，这两个族裔中的成员趋于激进化的风险要明显高于其他族群。在近年来法国频繁遭受恐怖袭击的背景下，警方的力量投入无疑会压倒性地侧重于他们眼中的高风险人群，外界诟病归诟病，却很难拿出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尽管从微观层面来看，粗暴且过当的暴力措施，反而会加剧反体制、反社会的极端倾向。
而2018年底爆发的“黄马甲”社会运动，则一时间大大超越了传统的族裔界限，将警察暴力话题前所未有地带入到公众舆论的聚光灯下。一方面，运动本身的“去中心化”特质，导致警方无法像此前应对工会运动一样找到明确的对话者和博弈者，加上运动初期声势浩大、伴以示威过程中时常出现的暴力，使得法国警方大量使用LBD球弹枪，这种武器虽然是非致命性的，警方也有标准操作规程（尤其是禁止瞄准头部），但近距离使用仍然可能对示威者造成失明或断肢等严重伤害、甚至丧命。2018年之后。LBD球弹枪俨然成为“警察暴力”无可争议的标志。
另一方面，随着今年来法国警务改革和预算吃紧，警察工作压力加大，“生无可恋”频频自杀俨然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话题。而从警力配置上，传统警察的管控社会冲突职能被淡化，类似“反犯罪大队”（BAC）等专业性单位越来越多地作为镇压工具介入到社会冲突当中，同时也更倾向于采取“果断”措施来震慑对方，而不是管控并化解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