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警暴：“弗洛伊德之死”的法国镜像与义愤之外的复杂面向(7)

于是有学者悲叹：“业余的示威者和业余的警察，这是悲剧所在。”

法国巴黎，警察在游行现场严阵以待
2019年，负责警务督察的国家警察总监署（ IGPN）针对1460项违法事件展开司法调查，比2018年大增23.7%，其中涉及警察暴力的案件达到868起，占全部数量的六成，相比上一年增幅达41%。从中不难看出看出黄马甲运动对于警察暴力现象的刺激效果。
出于相同的反对警暴诉求，阿玛达·特拉奥雷家属成立的“为阿玛达寻求真相”组织，公开宣布支持黄马甲运动，而许多黄马甲运动中涌现出的带头人物、包括因LBD球弹枪而失明的罗德里格斯（Jérme Rodrigues）也都参加了声援阿玛达的示威。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之死”在法国引发的反响，可以被看作是对此前本土固有的族群矛盾以及社会运动陷入低潮后的一次联合回弹。
针对警察暴力的泛滥，一个常见的批评是法国的宪警体系脱离政府监控，我行我素，尤其是警察工会对任何限制警权的措施都持保守且敌视的态度。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右派的戴高乐主义者，还是左派的社会党人，抑或声称走“中间路线”的马克龙政府，都无法轻易地同军警部门进行切割，否则会陷入体制的自我瓦解。
在这一点上，不同意识形态的体制往往会殊途同归：在非民主体制下，军警部门固然是政权合法性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而在民主（就这一概念本意而言）体制下，军警及公职部门不仅是施政的重要工具，而且是政党轮替过程中的重要票仓。在法国近年来极右上升势头迅猛的背景下，如何安抚应对原本立场已经非常右倾的军警宪兵等强力部门，是马克龙必须面对的考验（在2017年大选中有41%的军人和54%的警察给极右派的玛琳娜-勒庞投票，而总人口中这一比例仅有16%）。
针对法国宪警“暴力”和“种族主义”的指责，极右派的国民联盟和中右派的共和党都纷纷为警方站台背书（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为阿玛达·特拉奥雷案中两名宪兵辩护的律师Rodolphe Bosselut，同时也是玛琳娜-勒庞涉嫌欧洲议会空饷案的律师），马克龙政府为了同右派争夺这一部分票仓，显然也不可能认可“警察暴力”这一标签，这也正是前述马克龙本人表态拒斥这一概念的深层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