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放过一个坏人”，还是“不冤枉一个好人”？｜辛普森案25年(3)

“当我们代理公众不喜欢的被告时，
公众恨我们。”
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在刑事案件中的角色被许多公众所误解，包括那些见多识广的公众。甚至许多律师也未曾真正地了解，在激烈争辩的刑事审理案件中，律师被期待做些什么。
辛普森案裁决作出几周后，我正和妻子在纽约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上走着，一位穿着讲究的女士走向我们，说道，“我曾是那么爱戴你，现在我对你好失望——我丈夫会用更加难听的词汇。”她解释道，“你曾为夏兰斯基、波拉德等犹太人辩护。但现在你为像辛普森这样的杀害犹太人的人辩护”。我说她错在曾经爱戴我，因为她很可能并不理解我在做什么。
走过几个街区之后，一位黑人拥抱了我，说：“太棒了。我爱你做的事情。”我告诉他不要爱我做的事情，否则很快会失望。
这两次偶遇——以及我多年以来、尤其是辛普森案裁决之后遇到的数百次类似情形——显示了公众对辩护律师的反应。当我们代理公众喜欢的被告时，公众爱我们。当我们代理公众不喜欢的被告时，公众恨我们。对有的刑辩律师来说，这无所谓，因为他们选择受欢迎的客户。这些律师从没有想过代理公众不喜欢的客户。
其他刑辩律师基于案由或支持者来选择他们的客户。他们会代理一般公众可能会不喜欢的被告，只要他们的特定选民赞成该被告就行。许多女权主义律师会为杀害或伤害男性的女士辩护，而不问什么情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期待特定女权主义团体的支持。

《美国犯罪故事》（American Crime Story 2016）第一季画面。
真正是公民自由主义者的刑辩律师，没有支持者。许多声称自己是公民自由主义者的律师，仅仅是在利用公民自由主义来助力其政治生涯。在左翼分子受到反劳工势力、麦卡锡主义者和反移民极端分子迫害期间，许多左翼分子成为了公民自由主义者。更近一些的，当公民自由主义者被雇佣，而违反了某些左翼分子的宗旨时——比如族裔配额、大学演说法典和“政治得体”——有的左翼分子就开始把公民自由主义者视为左翼敌人。同一时期，有的保守派披上公民自由主义的外衣，来质疑这些宗旨。经不起考验的公民自由主义者，经常对那些捍卫“不考虑政治、性别、种族和其他宗旨利害关系的个人权利”的公民自由主义者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