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园台七号》威尼斯获最佳剧本，导演杨凡面向国际恳谈香港问题(2)

这番话也是这部获奖作品的绝佳注解，《继圆台七号》耗费十年光阴，5000万的制作经费全由杨凡一人筹措，而幕后人员则汇集了内地港台三地艺术家共同打造出这部片子，杨凡先生的老友黄永玉亲自题写片名。电影的制作始于老先生62岁时，人一旦活过一甲子，身处飞速变化的世界中，难免念旧思故去咏那壮年时的盛景，大约怀着这样的心态，他开始动笔写剧本，也开始招募那些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人。杨老先生最好的时光是60年代，他生于武汉，因战乱去了台湾，在1964年又去往香港，童年于内地颠沛流离，少年时代则在台湾的戒严令下终日惶惶，直至到了香港，终于安定下来，也真正有了为人的自由。

60年代是香港的黄金年代，他开始由绘画接触摄影，接触音乐，也开始学会自在地以文字创作来实现自我表达。但好景总是难久长，1967年的那场五月风暴，改变了港英政府对待香港市民的态度。今年当类似的事件仿佛又在重演，杨凡先生却难以乐观起来，这回，他们打着自由人权民主的旗帜，却将香港弄得乌烟瘴气。提起当年的自己，老先生说当时并不懂得民主与人权，可在今天的香港，当人人都能享有民主与人权的时候，竟还有人以此为旗号作乱，他对此感到痛心，也为这片让他真正成长成为独立电影人的土地感到伤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