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桶川杀人到战争历史：日本记者清水洁如何抵抗“后真相时代”？｜专访(3)

案发现场的献花 出版社供图清水洁：毋庸置疑，为了准确报道，首先记者要接近真相。然而警方等信源发布的消息，往往有利于发布方。案件进展不顺则隐瞒消息，案件有突破则大肆宣扬。作为警方的宣传可能如此即可，但新闻报道是不一样的。想要接近被隐瞒的信息，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去调查，即使这种做法效率不高。
就调查方法而言，询问大约300个女生，和采访桶川命案的方法大同小异，即自己去思考“如何才能接近事实”。根据实际事件和现场，每次调查方法都不一样。每次我都像解谜一样深入思索。询问300人这一原始的调查方法做起来困难，结果却颇为可信。因为一路以来靠我自己努力去寻找到的采访对象，多数与我并无利害关系。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讲到了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制度，这项制度本身也是日本民间报刊为了实现在议会中的自由采访而诞生的，现在却成为了各政府机关实行新闻控管的组织。这就意味着可能会有机构串通发布会或者知道却不能报道的情况，你怎么看待这个状况？
清水洁：我认为日本的新闻自由是靠记者俱乐部之外的记者们实现的。加入记者俱乐部的记者虽然很多，但他们是报社和电视台中的一部分记者。我作为日本电视台记者，不从属于记者俱乐部，自由记者和《周刊文春》等周刊、杂志的记者也不属于记者俱乐部。这些不属于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们独立做出的调查，更有可能成为独家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记者俱乐部成员们所发出的新闻，说到底都是官方想要传达的消息，人们真正想听的内容却极少出现。
界面文化：在《桶川》这本书中，警方认为只要逮捕到“凶手”就好了，“真相”好像不重要。而记者俱乐部认为案子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警方发表了什么内容，这样，媒体和公权力形成了一种共犯的结构。你长期和这样的现实打交道，在你看来现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是制度存在问题吗？要突破这种情况，是否只能依靠个体的努力？
清水洁：我曾认为，与记者报道新闻一致，警方、检察院和法院的职责都是查明真相。然而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我意识到我们的目标不一致。这恐怕是因为即使追查真相，很多情况下没有得到相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