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20年：一座世界工厂的青春期与成人礼(4)

她发现杂志上刊登了一些打工者写的诗歌，觉得不难，自己试着写了起来，四处投稿。当年年底，她的一首诗作出现在《东莞日报》上。
在一家日资电子厂，徐野、余峤夫妇终于做到了管理岗，月薪加起来有六七千元。但他们觉得在厂里做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一起离职，自己开厂做包装材料。为了接女儿来上学，他们在南城区买了房子。
首付一交，积蓄也差不多见底，生活开支和每月3000多元的房贷悬在头顶，2003年又碰上“非典”疫情，二人不敢懈怠。为了拉订单，他们时常开车去东莞、深圳两地的城中村小厂逛，一听说有需求，马上跑过去接洽。
熬过艰难的开头，生意渐有起色。接下来几年，他们发现以前看着骄傲又洋气的港台客户和国外客户变得客气了，消费和生活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小。跟港商通电话谈订单时，他们还没来得及学会粤语，对方的普通话倒是越来越好了。

阵痛与转型
2007年5月底，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倒闭，厂房拆除。鼎盛时占地8000平方米的太平手袋厂，成为一个时代开启的标志，也是一个时代落幕的序曲。
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上涨，人民币大幅升值、政策环境日益严格，东莞“三来一补”以及劳动密集型模式企业的黄金时代完结。东莞部分企业逐渐往中国中西部地区或东南亚迁移，留下的企业则在挣扎中谋求转型。
身处团餐产业的陈燕玲，更早察觉到局面的变化。来自玩具厂、鞋厂、制衣厂的饭堂承包规模越来越小，最终这些厂子彻底转移，离开东莞。
电子产业则因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采购体系，萎缩得相对缓慢，但势头同样明显。“像三星的厂，最多时有1.7万人，然后降到7000人，再到3000人……”陈燕玲说。
陈燕玲所在的鸿骏膳食，2006年起将业务向东莞以外的珠三角城市乃至全国扩张。东莞本地的厂虽然在减少，但留下的工厂企业，对饭堂质量的要求明显提升。“到了2010年，你会发现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以前不规范的同行逐步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