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如果希特勒叫你电击一个陌生人，你会服从吗(7)

因此，人们遵从权威——它的信息价值和规范性力量—有时会带来好的结果，有时却会带来坏的结果。
显然，这一实验引起了关于在科学研究中如何对待人类被试这一严肃伦理问题的忧虑。由于研究者们对伦理问题较强的敏感性，以及联邦委员会和大学委员会对研究工作的审查，现在当然无法再进行这样的实验，但是，对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的价值与谬误的争论仍然在继续( Baumrind,1964,1985；Miller,1986)。
服从权威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使用相同概念对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和阿施的从众实验进行解释是一个明智之举，它能够阐明这两种现象的些重要的相似之处。但是，“希望正确”和“希望被喜欢”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教师们”表现出的服从( Insko et al.,1985)。
为什么情境的力量会如此强大呢？米尔格拉姆本人认为，服从“可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征服道德规范、同情心和社会操行的强大驱力”( Milgram,1963,p371)。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罗杰·布朗( Roger Brown,1986),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打破习惯性服从的‘反服从训练’，其必要性不亚于消防训练”(p.35)。
米尔格拉姆与布朗所讨论的是，学习行为的指定性规则在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无任何异议地服从合法权威是我们学会的其中条规则。通过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工具性学习和观察性学习，通过父母、宗教领袖、教师和政治人物的教育，我们充分地学习了这一规则。
就像从众一样，服从也有其益处。服从通过让社会避免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从而使社会受益；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命令广泛存在。同样，通过学习那些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某些惩罚(例如，因蔑视老板而失业；因忽视警察发出的靠边停车的命令而被逮捕)和获得某些奖励(例如，专家的合理忠告)的经验规则，使我们个人也能在服从中受益。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服从合法的权威人物”这一规则可能会被人们学习得太好以至于人们会对它过度使用，把权威角色与服从之间的关系过度概括化。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恰尔迪尼，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当社会环境能够提供某些特定线索时，一些类似于“服从权威”的社会规则就能够被自动激活，辨别性刺激发信号说已经为快速反应做好了准备，请不必思考，按照已有脚本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