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柜来的人》重映：“东方情调”已经沦为脏名词(2)

朱天文，1956年8月24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原籍山东省临朐县，中国台湾作家、编剧。闻天祥，金马奖执行长，曾被称为台湾最年轻的“资深”影评人。
朱天文：侯孝贤拍片“横征暴敛”
1982年，26岁的朱天文写了《小毕的故事》，刊登在台湾《联合报》上。之后的一天，她接到了侯孝贤的电话，说想把这个小说改编成电影。从此，她误打误撞，一脚踏进了电影圈。
讨论剧本，他们在台北武昌街一段的明星咖啡馆。朱天文回忆：“所谓讨论剧本，就是你讲你的故事，我讲我的故事。《冬冬的假期》是我的故事，《恋恋风尘》是吴念真的故事，《童年往事》是侯导自己的故事。”就这样，一个个故事变成了一部部电影，朱天文与侯孝贤漫长而传奇的合作也就此开始。
“三四十年来，我们被侯导折磨得很够了。”谈起1983年《风柜来的人》在台湾最初上映时的惨淡票房，朱天文戏言。第一次合作《小毕的故事》，电影“卖座又叫好”，又是贺岁档，火到“南部的电影院通通加场”。他们以为，《风柜来的人》也一样会大卖。实际上，电影上映七天就不得已而下档，比他们同杨德昌合作的《青梅竹马》多了三天。
朱天文回忆：
“大家现在都看得很懂嘛，不会看不懂。但那时候上映，观众根本一片茫然，觉得怎么会这样，也没有结局。尤其是那些‘错误观众’，想看到《小毕的故事》那种泪中带笑的故事，期待落空后，电影的口碑就变得极差。”
台湾作家王文兴曾说，他写《家变》、《背海的人》等小说，他的读者是在被他“横征暴敛”。朱天文借用“横征暴敛”，形容侯孝贤对观众的要求：“我们就是这样被他折磨、被他训练出来，要看侯导的片子之前，大概心里明白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侯导总是说，这个片子拍出来一定卖座，到后来我们就知道，听听就好。”
侯孝贤拍《风柜》：取法沈从文的“天的角度”
朱天文表示，侯孝贤是“土法炼钢”式的导演。从学徒、场记一路做上来，接触实务工作为多。这样的他，拍电影靠的是“天然”、“天生”、“不知而能行”的直觉经验，倒也能“玩得非常开心”。然而，当他遇见杨德昌、柯一正、曾壮祥、万仁这批归国新锐电影人，带着国外学来的新鲜电影理论，“好像一个新的浪头，猛地打到他的身上”。朱天文笑谈，以前侯孝贤看所谓“大师电影”会睡着。这一批从国外学电影归来的朋友，倒给他带来不少冲击。
很长一段时间，在杨德昌济南路69号的日式公寓里，这群朋友一同看大岛渚等人的片子。看完，杨德昌就给每个人发一份分场表，给大家讲这个电影的叙事手法。朱天文回忆，“做得像手风琴一样”，拉开来长长的一份。而另一位朋友曾壮祥，当时最喜欢德国新浪潮电影的领军人物赫尔佐格。谈《陆上行舟》、谈《天谴》，侯孝贤听都没听说过。不像后来和他关系最好的杨德昌，第一天穿的中影的T恤上头，就印着三个名字：赫尔佐格、布列松和他自己。听了这么多新潮理论，又看了这么多大师电影，“不知而能行”的侯孝贤再想拍电影，就陷入了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