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柜来的人》重映：“东方情调”已经沦为脏名词(5)

侯式本土风情：并非迎合西方想象
侯孝贤的电影通常取材于本土经验。朱天文透露，《风柜来的人》中，许多场景皆拼凑自侯孝贤第一手的私人印象。有次侯孝贤去澎湖探王菊金的班，闲逛到风柜，在杂货店看到一群年轻人撞球，就坐在那里看，看了将近一个钟头。离开后，念念不忘。他曾说：“我忘不了那群青年，看样子他们都已没在念书，感觉他们是这么不安定，而随时会出事。在他们身上你看见青春生命不可预测的哀伤和悲壮，那个荒凉寂寞的下午。”这成为他拍《风柜来的人》的契机，这个画面变成了电影的第一幕。

《风柜来的人》（1983）剧照。
对电影另一个取景地高雄，他也很熟悉。朱天文介绍，那一年侯孝贤要考大学，专门跑到旗津朋友家念书。而电影中纽承泽的角色，几乎是侯导自身的写照。朱天文说，“《风柜来的人》里，很大一部分都是侯导自己在城隍庙前‘耍流氓’的故事。”妈妈持菜刀砍中儿子大腿、父亲葬礼后儿子席间摔饭碗，电影里的这些情节，都是侯孝贤自己的经验。主角能干的姐姐、沉默的哥哥，确实也像《童年往事》中侯孝贤对家庭成员的描述。
电影中，阿清三人在高雄的街头想看“大银幕、彩色的、欧洲片”，被骗上一栋尚未完工的空旷大楼。对着一整面落地窗，他们喊：靠，还真是大银幕，还彩色的！
“这个情节也是真实发生的。”朱天文笑，“我妹妹朱天心当时有个‘四人帮’，在她的《击壤歌》里有写，成员是她、唐诺、丁亚明，跟已经去世的林端。被骗就是这三个男生经历的事情，后来被侯导拍进了电影。”
谈起侯孝贤电影中的“东方情调”，朱天文坦言，在某些不怀好意的西方注视下，“东方情调”几乎成为了“脏名词”。“不能在电影中有意附和、满足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贫穷啊，诸如此类的。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朱天文说，“侯孝贤一再强调，他的电影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在缺乏好莱坞完善工业体制的现实限制里，他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说故事的方法。这种说故事的方法，可能和西方既有的电影文法不同，但绝对不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想象。”闻天祥也补充，陌生化确实会带来奇观的快感，但难以持久。侯导电影常受知名国际大导青睐，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喜欢《戏梦人生》，科波拉喜欢《南国再见，南国》，马丁斯科塞斯喜欢《海上花》。这显然已经逾越了文化的表面鸿沟，而是在深层找到了共鸣与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