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何以成就印坛“半壁江山”——海上印史的千年与百年(3)

王玉如 小桥流水人家清乾隆年间的兵部郎中，以藏书、藏印富甲天下而自号“印癖先生”的汪启淑曾寓居华亭，访印交友。在1776年辑成的空前巨帙《飞鸿堂印谱》中，收入云间篆刻家15人的作品共512件，这一记录仅次于该谱所收徽籍印家的数量，当时云间印坛的盛况可见一斑。有清一代见载于史的海上印人有韩雅量、王锡奎、杜超、怀履中、杨汝谐、李德光、张维霑、徐鼎、徐珏、钱世徵、盛宜梧、周晋恒、张祥河、冯承辉、吴钧、陈书龙、周玉阶、郭以庆、徐年、陈凤、黄鞠、王声、金鹤江、仇炳台、王子莹、王龙光、史惟德、沈菼、祁子瑞、查镛、徐僖、徐奕韩、徐奕兰、耿葆淦、张坤、张师宪、张崇懿、张溶、张联奎、张韫玉、许威、陈一飞、费淞、冯大奎、冯迪光、冯继辉、赵增瑛、颜炳、冯有光、夏龙、胡远、蒋确、文石、沈铦等几十人，其中不乏如冯大奎、冯迪光和徐僖、徐奕兰为父子印家，冯承辉、冯有光与张师宪、张联奎乃兄弟名手。
这个名录虽不完全，但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在明清篆刻史上已是十分突出的现象。近现代海上篆刻在中国印坛创造了“半壁江山”的艺术景观。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开埠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城市规模、工商业经济、内外联系频度和生活水平迅速提升，与之相应的是各阶层人口数量的急剧扩张。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经济、文化优势的日渐显现也吸引了周边省区乃至于全国各地的书画篆刻人才走进这片热土，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大型移民城市中多层次民众对于不同的艺术风格具有更大的宽容度，这对于不同流派、不同个性的艺术家保持和追求自我风格无疑是一个历史机遇。
受到浙、邓两派影响的徐三庚、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人在开拓新路过程中各张一帜，别开生面，终于引发了近代篆刻创作观念、审美旨趣、技法语言的一场重大变革。一些地区性的印人在双向流动中完成风格的重构，早期区域流派的边界逐步被打破，新风格类型与群体不断发育，对持续影响明清两代的吴门、徽州印风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海上印坛的风云变局很快完成并向周边传导。
据现有资料显示，除了近现代上海本地籍篆刻名家如蒋节、童晏、张定、童大年、费龙丁、高吹万、朱孔阳、翟树宜、邓散木、唐俶、白蕉等人以外，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先后有近二百位兼擅书法篆刻的各地知名艺术家在上海留下活动或鬻艺的纪录，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徐三庚、胡、吴昌硕、吴隐、王大炘、赵古泥、赵叔孺、丁辅之、王福庵、谢磊明、马公愚、钱瘦铁、朱复戡、王个簃、沙孟海、方介堪、陶寿伯、来楚生、陈巨来、叶潞渊、钱君匋、方去疾、江成之等，形成了一个文人篆刻史前所未有的印人群体。海上印人在近百年间构建了一个风格各异、流派众多的艺术谱系，代表了中国篆刻艺术最为辉煌的发展阶段。没有一个都市同时存在谱系如此众多的流派格局。近现代海上印坛的根本特征就是人才的兼容性与风格流派的多样性。无论从代表人物的艺术风格与成就，还是从群体实力与高度来看，上海作为近现代中国篆刻艺术发展的中心区域的格局，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