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人类建造的边境墙长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10)

这个想法似乎并非无稽之谈。多方面来看，恐惧是所有人类情感中最强大的。恐惧完全激发时，能够凌驾于快乐、愤怒、悲伤，乃至是爱之上。这一力量来自恐惧与生存本能的直接关联，这种联系让恐惧成为生物的情感军火库中最实用、最必需的武器。恐惧到极点会变成恐慌，而其慢性状态—不安全感—则让人变得审慎并有所规划，仍对做决定有极大影响。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动物在感受到威胁时有两种选择：打或跑。而历史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出了其他选项。其中最古老的当然是这种：人类被训练不要去害怕。他们被迫经受终身的脱敏训练—挨打、求神启示、阶段性的强制贫困、青春期割礼等各种忍耐疼痛的考验，还要时常被迫独自在黑暗中生活—如此他们就能和士兵一样，不会屈服于逃跑的冲动。如果只从赢得战争这一方面来衡量，脱敏是有效的。
有的社会选择了脱敏之外的方法：筑墙。

前几章提到，过去四千年间，建墙者与袭击者之间的战争往往决定哪些国家存续，哪些国家消失，也影响着语言和宗教的传播。斗争让部分地区获得经济优势，而让其他地区变得荒芜。人们对与政治、战争或与城墙无甚关联的事情的思考也会受影响。
而同样重要的是，墙本身改变了我们。我们知道建墙能提供某些优势—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些优势会逐渐演变，不过当然不是生物意义上的演变。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通常以金字塔形式呈现）中提出，一旦人获得安全，就会接着关注更高层次的需求，最终达成“自我实现”。这或许有些许牵强，但历史表明，城墙带来的安全感让越来越多的男性从成为战士的要求中解放出来。墙让他们能够充分参与平民工作—生产、建造、思考、创造—无论他们最后是否实现了自我。墙使男人得以从事农业体力劳动，也将女人从生产食品的唯一职责中解放出来。
然而，建墙者付出了牺牲才获得这些自由。他们不再拥有同样免于恐惧的可能。他们将要忍受无数次被墙外人挫败的经历。由此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伴随着同等的自卑感。建墙者慢慢丧失自信，于是不断从不建墙的敌人中雇用士兵。墙外人的勇气明显高人一筹，让建墙者羞愧，不断地梦想着要回归更原始的生活方式，幻想这样或许能恢复男子气概。早在古代斯巴达时期，或是《旧约》先知劝说以色列人回到帐篷中的时候，建墙者就梦想生活在无墙世界中，也许这能让人更强大。很快，对无墙的憧憬、对生活在墙外的勇敢人生的向往演变成西方世界最强大、最普遍的信仰体系之一。被哲学家视为原始主义的学说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