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瘟疫流行，薄伽丘为何创作情爱禁书《十日谈》？

撰文 | 王晴佳
（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9年新年刚过，新冠肺炎随即成为所有中国人性命攸关的大事，时时挂在心头。武汉封城、全国禁足之后，不少人在家写作、分享了不少有关疫情的感受，其中提到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一书颇多。在疫情肆虐的状态下读这本著作，的确让人感同身受，因为《鼠疫》虽是一本小说，但以“记事”为目的，用逼真的笔触描绘了19世纪中叶阿尔及利亚奥兰城的一场瘟疫。加缪通过描述人类在遭受重大灾难的时刻如何做出各种抉择，阐述了其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
在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瘟疫时时与人相随。欧洲历史上更是暴发过多次，14世纪发生的“黑死病”更是让人难忘。由此缘故，西方作家写瘟疫的，当然不止加缪的《鼠疫》一本。比如“黑死病”猖獗的时代，便有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为西方文学史上的名著。此书的写作背景，至少按照作者的自我交代，正是“黑死病”发生的那个世纪。
薄伽丘讲的是七女三男为了避疫，躲进了一座山庄。为了消磨时光，各人讲故事度过了十天，于是取其为书名。我对文学史没有研究，但比较《十日谈》和《鼠疫》这两本描述瘟疫的名著，觉得前者对后者颇有影响。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两位作家都描述、感叹命运之乖舛、怪异，在瘟疫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情节结构来看，加缪似乎还反其道而行之，其《鼠疫》故意不写女性，而《十日谈》则以女性为主角。这一做法，或许也正好反映了薄伽丘对他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流行期间，我便想起了薄伽丘的《十日谈》，并重新找了出来开始阅读。

《十日谈》（意）薄伽丘著，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4月
瘟疫降临，逃向一处“人造”的世外桃源
与《鼠疫》不同的是，《十日谈》中的内容，除了在起始的部分交代此书的写作缘由之后，几乎没有怎么涉及瘟疫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薄伽丘似乎只是以瘟疫的发生作为契机，像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和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那样，其收入的故事嬉笑怒骂、应有尽有，似乎以猎奇、新颖为主要目的。其笔调亦轻松戏谑，并不着意探讨瘟疫下的艰难人生及其痛苦的应对。我读了几篇之后，便将之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