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被揭穿的？(2)

这些事件很快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中激荡起义愤，并且由于我在他们的保卫工作中扮演的角色，我处在这种氛围的中心。 1934 年，当托洛茨基隐姓埋名生活在法国，且深受法西斯分子和斯大林派走狗骚扰时，想委托我们帮他找到一个更安全的流亡居住地。通过我的奔走联系，一个由社会知名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目的是替托洛茨基向华府争取一份签证。我们向罗斯福的诉求被否决了，而当新当选的挪威工党政府在在 1935 年批准托洛茨基入境后，我们也就停下了这些工作。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案的审判猛地冲击了这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态度，他们受挪威船运公司和克里姆林宫的摆布，软禁了托洛茨基和他的伴侣娜塔利娅。当斯大林派的造谣机器对托洛茨基大肆诽谤时，这位莫斯科审判的主要被告人却被迫保持缄默，无法在公开场合对这些诽谤作回应。
1936年 8 月 15 日，托洛茨基得以在媒体上发表第一份声明，他呼吁由劳工和社会主义组织组建一个公正的国际性委员会来调查莫斯科审判的各项指控。“我坚信委员会的报告会充分揭露这些指控的虚伪……在这一问题上，我无须惧怕亦无须遮掩。对我来说，我唯一关心的就是发现事件的真相。”没有一个主要的工人组织有胆量冒着触怒莫斯科当局的风险去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议。

莫斯科审判时的季诺维也夫
在纽约，我们着手重启此前的特别委员会，将其改造为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我们在东十七街 22 号开设了办公室，其成员包括菲利克斯·莫洛、马丁·阿本、珀尔·克卢格， 我担任委员会的全国书记。委员会有两个目标：一是将托洛茨基夫妇从软禁中解救出来，并为他们寻求庇护所；二是推动成立一个国际性的调查委员会。 委员会争取到美国社会许多知名人士的支持。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和亚历山大·戈登维泽；哲学家约翰·杜威、霍勒斯·卡伦、莫里斯·科恩和悉尼·胡克；剧作家悉尼·霍华德；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哥伦比亚教育家威廉.基尔帕特里克；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学者加塔诺·萨尔韦米尼；诺曼·托马斯；莱昂内尔·特里林；埃德蒙·威尔逊；画家约翰·斯隆；诗人威廉·埃勒里·伦纳德；以及马克斯·伊斯特曼。 关于莫斯科审判的争论像尖刀一样把知识分子的圈子切割成对立的两方，并没有给中立者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