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被揭穿的？(3)

当时，斯大林派在工会、知识分子群体以及艺术家圈子中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要抵抗斯大林追随者所施加的压力，并站出来支持托洛茨基的辩护权利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毅力的。 我记得在一个出版商举办的向亚瑟·亨利——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社会主义漫画家——致敬的聚会上，一群典型的纽约左派文人到场纪念他的作品。在这场聚会的沙龙上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小说家詹姆斯·托·法雷尔刚和斯大林派公开决裂，他在沙龙上情绪激动地拉住在场的人，要求他们立即答复是否支持为这位流亡的革命者寻求政治庇护，并为托洛茨基争取机会答复莫斯科的指控。而如果人们支持这么做，他希望他们可以在委员会的行动宣言上签字。在詹姆斯的日记中，他写道当资深的自由主义者马克斯·勒纳拒绝签字时，他与勒纳争执起来，并“让乔治·诺瓦克去批评勒纳。
” 玛丽·麦卡锡在她的回忆录（《完全相反》，第95 页）中提到法雷尔是如何接触她的：“我闷闷不乐地站在点心桌旁，这时我突然被问及是否认为托洛茨基有权出席听证会？这是我的一个小说家朋友，他有着一副酒窝，头发蓬松，态度认真。在他身后站着一大群人，就像是一个代表团。”当玛丽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表示认同法雷尔的观点后，斯大林派以及他们的同路人威胁她，要求她从委员会中除名，并与“托洛茨基主义”隔绝关系。她坚定地拒绝了。这次经历对她（和其他同样遭遇的人）而言，是迈向结束对斯大林主义本质的政治无罪的第一步。 我们并不能为托洛茨基争取到美国、古巴或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签证。幸运的是，我们的一位委员会成员作家安妮塔·布里诺，当时她住在墨西哥，她告诉壁画家迭戈·里维拉关于托洛茨基的困境 。里维拉前往米却肯州找到墨西哥 总统拉萨罗·
卡德纳斯。在克服了来自对斯大林派亲善的某些高级官员的阻碍后，在 12 月中旬我们得悉墨西哥政府欢迎托洛茨基夫妇前往当地。 马克斯·沙赫德曼和我激动地通过电话把这一喜讯传送到奥斯陆，几天后看守把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赶到一艘驶往墨西哥的油轮上。他不确定在这第二次前往新世界（第一次是他在 1917 年二月革命爆发前的一个月前往美国）的航程的尽头，会是什么际遇在等待着他。他担心这是一个圈套。待上岸后，他告诉我当船上的无线电通讯员通知他的两位朋友即沙特赫曼和我已经离开纽约去墨西哥迎接他的到来，他终于感受到了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