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用佛法治愈严重抑郁症的女居士自述(4)

我每天吃药，然后发呆、崩溃，等着住院，并形成了药物依赖。但被药物强迫入睡的滋味并不好受，醒来后身体僵直，整个人好像坏掉了，食不知味，每日以几勺西瓜为食。朋友建议我换家医院，说不定不用住院呢。于是，费了好大的劲，找到了另一家精神病医院。
这次接待我的，是温和有耐心的女医生。她使用各种纸笔测试和仪器检查，忙活了几个小时，得出了更差的结果——我不但患有重度抑郁症，还患有焦虑症。
医生说先进行“保守治疗”，嘱咐我一边吃药，一边接受心理疏导，每周一次50分钟的谈话，我需要每天隔30分钟记录一次行为和想法。诊断结束后，她还给了我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生命援助热线电话”，她小心地告诉我，如果一时想不开，就打这个电话，会有人和我说话聊天，一定随身带着，晚上睡觉也要放在枕边。
我开始很用心地做行为日记，两周后，已是很厚一沓。但是，每次在诊室外面等医生时，都会走过长长的昏暗的通道，望向窗外，丈量着从五楼到一楼的高度，想象自己纵身一跳，担心不能直接摔死。

每次谈话，都是从儿时的家庭经历开始的。医生特别同情我，我把长久以来隐藏在心里的话都告诉她，希望她能给我关于抛弃与被抛弃的答案。我说：我不喜欢我自己了，我想结束糟糕的人生。医生不断地点头，有时她的眼里闪着泪花。然而，她也没有答案。
二周后，第三次谈话，她双手握在一起，望着厚厚一叠行为日记。直到今天，我仍深深地记得她恳求的眼神：“遇到你这种情况，确实，很难没有不被抛弃的感觉，如果是我，或许也会感到绝望。可是，你看，是不是可以再试着给自己一次机会，咱们好好活下去？”
“来，复述一遍我的话：一切还有希望，我要活下去！”她艰难地对我说。
“一切还有希望，我要活下去，”我也艰难地重复着。然后摇头，“我为什么活着？”
她怔了一下。
“医生，我随身带着玻璃片，这是我最后的退路了。”医生疼惜的眼神使我觉得她是如此关心我，心头涌上一股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