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个人写就的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吕思勉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读这些老先生的书不能以狭隘的考证观点去挑小毛病，而是要看他们的大论断，其中有些论断是很有启发性的。”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曾说过的话，他称吕思勉为“最敬仰的前辈学人之一”。
鲜被提及的《吕著中国通史》
吕思勉一生著作颇多，其中通史类的就有两种，即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以及1940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卷于1944年出版）。奇怪的是，作为吕思勉的成名作《白话本国史》影响甚巨；相比之下，这本被顾颉刚先生赞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的《吕著中国通史》，被提及的却很少。
原因有三：
其一，体例不同造成阅读门槛高低有别：《白话本国史》按时间脉络梳理，与中学历史课本体例近似，比较易读；《中国通史》的上卷则是专题史，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共18个角度分别梳理，对于不太了解相关背景、只想读故事的读者，构成一定的阅读障碍。
其二，写作诉求不同：《白话本国史》主要是针对当时历史书籍中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随意使用材料，许多史实无关紧要；二是主观想象太多，背离历史事实）而作，有正本清源之效，读者比较容易接受；而《中国通史》则是吕思勉在沦陷区作为“孤岛上的斗士”，为坚定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而作，主旨是“岂有数万万人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则世易时移，书中所含关切，后来的读者不易体察。
其三，理论核心不同：《白话本国史》依照进化论写成，直到今天依然是主流观念；《中国通史》则更多关注民生，根据“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们的社会改革”的结论，可这些“社会科学的立场”较理论化，且在一些概念的使用上略显随意，有想当然的成分，影响了其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