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个人写就的中国通史(2)

通则难专的困境
吕思勉的学术方法基本来自旧学，即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解。吕思勉曾说“一生读二十四史，又一生记笔记”，这种贯通性、综合性的认识，与现代史学重视的专题性研究方法迥然不同。
传统史学重在“通”，力图将历史看成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形成观点，即“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这就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史料太多，难以尽读。
以太平天国史为例，跨度仅14年，相关文献却已多达三千万字，几千年中国史的材料更是浩如烟海。在无法尽读的前提下，任何“通”都可能是以偏概全的结果。更麻烦的是，随着考古发展，不断有新史料出现，则今天勉强说“通”的，明天可能就成为“不通”。
梁启超曾多次计划写作中国通史，最终却放弃了，他感慨说：“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尚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某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陈寅恪先生也曾计划写中国通史，最终亦不得不放弃。
“通则难专”，这也是吕思勉先生写作《中国通史》时，遭遇的困境。
比如写衣食，作者显然不了解现代考古成果，未将狩猎-采集转向农耕的过程写出来，体现在文本上，似乎各地农耕过程都一样、物产都一样、文化都一样，这就很难深入揭示食物与人的关系，也无法解释农耕社会内部的高度复杂性。再如写货币，作者似乎也不太了解在前市场经济阶段，熟人社会中曾盛行信用经济，从而对早期货币做出了错误的解释。
细节考证常令人拍案叫绝
当这些“小毛病”不断出现时，会有一些读者对《中国通史》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但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了这本书在细节考证上常有令人拍案叫绝的一面。
比如在衣食部分，作者根据《仪礼》中“其牲狗”“妇特以豚馈”，提出“狗是男子供给的肉食，猪是女子供给的肉食”，反证“家”字为何从豕。
再如在货币部分，作者敏锐地发现，明代黄金与白银价格比为1：5，与汉代完全相同。由此可证，古代文献中黄金记载颇多，而后来却很少，并不是这些黄金失踪了，或被消耗在宗教活动中，而是原本聚于贵族，后来多藏富于民，黄金总量变化不大，只是分配方式改变了，堪称见识非凡。
这样精彩之处，在《中国通史》中比比皆是。
比如：对比唐代党争与宋代党争的区别，提出“唐世徒为私利，而宋世实有政见之不同”；指出王莽并非篡位，而是变革需要权力资源，上位是历史需要的结果；对比汉唐，提出唐朝实力远不如汉朝，因唐朝制度上存有缺陷；对秦始皇提出全新认识，“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