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个人写就的中国通史(3)

传统学者长于立论，不甚解释，只有了解立论背景者，方知创造性所在，这可称是治通史者的又一“原罪”。吕思勉当然知道相关的肤浅议论，他的立论必有理由，只有结合历史变迁的大脉络，才知他为何这么说。遗憾的是，很多人没看过同样多的背景材料，只从直觉出发，便贸然臧否。
不过，老一代学者虽然对文字材料运用得极为精熟，但缺乏社会科学的专业训练，易落入观念的陷阱中。《中国通史》便有过度向“新史学”靠拢的问题。
所谓“新史学”，指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应按进化论的方法写中国史，务求从史料中梳理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脉络”来。这就很容易被辉格史观所套牢，把当下的价值视为永恒的价值，从历史中找其根据。
在《中国通史》中，对古代“民主”的辩护、对经济的理解，都有辉格史学的痕迹。其结果是，表面看言之凿凿，其实不自觉地为理性的狂妄提供了背书。但平心而论，《中国通史》在细节上其实与进化论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毕竟吕思勉的长处是对史料的爬梳。
失去了“通”，著史者的个性也就消失了
由此引人深思：当代学者有更扎实的社会科学功底，为何却很难再写出《中国通史》这样有趣的书？
当代历史学的知识生产日渐专业化，一个小而深的话题动辄几十万字，很难有人再去做“通”的功夫，而失去了“通”，则著史者的个性也就消失了。历史研究正沦为专业人员之间“对暗号”，只有准确说出一个词的背景，才算“自己人”。这种历史研究已不再承担鉴往知来的责任，而是走向“为知识而知识”，甚至是“琐碎即知识”。至于《中国通史》这样的著作，在今天反而被视为“文学”。
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出于时代责任感去写一部历史书呢？失去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读史的意义何在？如果历史研究的结果是丧失历史视野，是放弃对历史趋势的探索，历史学还会有未来吗？
历史写作必须致力于人类精神的提升，不论吕思勉所著《中国通史》中有多少槽点，它依然是在民族最黯淡时，一位智者留给后人的不朽篇章，它注定是有力量的，关键在于如何去读它，如何从中获得营养。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温存与敬意”，也许就是读《中国通史》的最佳角度。（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