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逝世一周年丨人类学的政治价值

9月2日是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逝世一周年，本篇文章是与格雷伯共事多年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前同事、人类学教授Alpa Shah对他思想遗产的纪念，并介绍了本月新近出版的格雷伯的遗著——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合著的新作《万物的黎明：人类的新历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原文刊载于novaramedia。

大卫·格雷伯人们常问我：“对大卫·格雷伯而言，什么是第一位的，他的人类学还是他的政治？”我的回答总有些含混，我会低声呢喃：这是个几乎无从回答的问题。但如今，在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同事离开一年之后，我觉得这是个值得回答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2007年我在金匠学院的招聘会上见到大卫时，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妨碍了自己在人类学机构中的生活——我指的是教育机构，即那些雇用人们并给他们贴上“人类学家”标签的大学和院系。大卫认为2005年自己被耶鲁大学解聘是他在2000-2001年全球正义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在2005年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工会运动中支持一名学生组织者的直接后果。自那以后，各大学的任命和搜索委员会担心大卫会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制造麻烦”，于是在美国，尽管他提交了20多份教职申请，但从未进入第一轮面试。
当大卫在金匠学院面试时，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他，深知他将完美融入我们这个小社群。能为格格不入者提供安身之所，这让我们自豪，我们感觉自己居于已经颇为边缘的人类学学科的创造性边缘。
然而，尽管大卫接受了我们提供的工作机会，但离开耶鲁大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他深感被自己所钟爱和倾心投入的学科拒之门外。他希望被视作一名人类学家，也希望得到其他人类学家的认可。
人类学的馈赠
大卫热爱人类学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原因，是他认为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宝库，其中充满人类生活和组织的相异方式。大卫不仅指出了人类学家长期以来所强调的，即通过这一学科视角看世界会迫使我们批判性地质疑自己的行事方式、自己的生活和所处社会，并意识到它们实际上多么陌异；他还展现了这门学科的潜在政治力量——展示这些想象世界和生活其中的不同方式，为我们的生活和组织如何超越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提供了一系列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