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逝世一周年丨人类学的政治价值(2)

大卫提醒人类学家克服自己与殖民主义的棘手关系，觉察民族志材料的美妙之处——不是作为某种“罪恶的秘密”，而是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对他来说，人类学揭示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国家、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男性统治等制度的影响并非无可避免。在他看来，人类学使别样的世界成为可能。
大卫钟爱人类学的第二个原因——也许不太为人所知——是他也爱这门学科的民族志方法。他看到人类学的实践（即我们使用的工具）如何能为非先锋队式的革命知识空间提供粗略模型。大卫认为，进行民族志研究是一种直接民主过程。通过与人们共同生活，人类学家观察他们行事，致力于深入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以及他们在创造的社会。然后，人类学家找出人们行动背后隐藏的逻辑，以他们自己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方式揭示行为的更大意义，并最终将这些思考作为贡献、作为可能性——作为礼物——回赠给世界。
迈向无政府主义人类学
大卫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中最为清晰地阐述了这一立场，这本书是一份发展社会理论以建立新世界的宣言——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务，且能决定自己（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想生活其中的社群的样态。
《碎片》既是对人类学家发展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响亮号召，也让社会活动家意识到人类学能为创造更好的世界做何贡献。
这些想法在大卫进入这个领域时就已经萌芽、成形了。在进行博士研究期间，他住在马达加斯加中部的小村庄贝塔富（Betafo），生活在两类“失落的人”（“lost people”，这是脱胎于其博士论文的著作的标题）之中。一类是“黑人”，即非洲奴隶的后裔，他们失掉了自己的根。另一类是“贵族”，即来自南婆罗洲的前奴隶主，他们也是“失落的人”，因为大卫到来之际，他们已变得愈发贫穷。
在一个几乎算不上存在的后殖民国家——近乎于无政府状态之下，每个“失落的人”都可以自由建构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叙事。这种叙事拥有挑战主-奴等级的潜在可能性。奴隶的后代开始从事放贷和贸易，甚至开始雇佣和剥削他们以前的主人、侵占他们的财产；世界上下颠倒了。
大卫目睹了这个充满创造性叙事和历史创造的世界——它使奴隶的后代有可能获得自由。他于是摒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将历史视为伴随物质条件（生产方式）变化而相应发生的阶段式进化。从此时起，到2001年写就的《迈向价值的人类学理论》（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大卫将他认为的马克思的精华与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的见地结合在一起，以思考人们认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简单来说，他的答案是，人们最看重的是创造社会人（social person），以及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