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逝世一周年丨人类学的政治价值(3)

重写世界的历史
大卫将这种对价值的理解应用于《债：第一个五千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2011），他在书中表明，人类经济并非从以物易物进化至信用-债务经济。事实上，债一直存在，它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基础。
大卫借助人类学（和考古学）记录展现了不精确、非正式的债如何构成了社群建设的实质。他也揭示了这种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永久的债如何被数学上精确的、坚决执行的、通常由国家暴力强加的债所取代；后者让受害者感到都是自己的错，而且无论当初债务产生的条件为何，他们都不得不偿还。
在政府宣称公共债务过高因而需要紧缩的背景下、在个人债务压垮许多人（无论是被沉重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学生还是因次级房贷被赶出住所的人们）之际，大卫通过民族志重写的历史帮助许多活动人士——他也与他们并肩作战——宣称，如此债务是需要被取消的暴力形式。
大卫的许多其他作品都创造性地结合了人类学见解与反资本主义政治。而我们现在期待的、下个月即将出版的新书，是大卫在《碎片》奠定的基础上对历史的雄心勃勃的重写。
大卫不满足于《债》关注的5000年历史，他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合著的新作《万物的黎明：人类的新历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回顾了过去3万年的历史，重新解读人类学和考古学记录，穿越时空，在大陆和大陆、时代与时代间穿梭，重写了我们所知的世界历史。
两位作者认为，无论顺着霍布斯还是卢梭的思路，我们得到的都是同一个古老迷思，即一种进步（progress）的历史轨迹。它始于简单的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社群（如果你受卢梭的影响）或简单的野蛮社群（如果你是霍布斯主义者），然后随着农业的出现和城市的诞生（当然还有启蒙运动），才逐渐发展至更高的阶序等级和复杂社会。
然而，如果考古证据与这种叙事——两位作者称之为“愚笨野蛮人的迷思”——相矛盾呢？如果考古证据表明，狩猎采集者既可能是等级制的，也可能是平等主义的；人类创造性地、有时甚至是季节性地在平等社会和等级社会之间运动和转换；一些古代城市实际上是平等主义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女性在正式政治职位上占有优势，那会如何？
《万物的黎明》表明，人类历史远比我们以为的要更多样和更令人兴奋。我们的祖先是自觉的政治行动者，他们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新的社会安排。意识到这一点将赋予我们无限广阔的可能性来创造更好的未来。自然地，两位作者指出，问题不在于不平等或国家缘何出现，而在于我们是如何深陷其中的？我们一直都在问错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