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新华社办了份报纸，留下的一张残报何以成了一级文物……(8)

毛泽东在《红色中华》报第108期上发表了《今年的选举》。
一页页翻过《红色中华》报影印版，一些文章的署名是那么熟悉。比如，毛泽东发表的《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周恩来发表的《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张闻天、朱德等领导同志的文章也时常见诸报端……
《红色中华》报从创刊起，就经常刊登毛泽东、周恩来、项英等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论述建设健全苏维埃政权重要性的文章，指导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开展。其中，毛泽东同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和以其名义签发的政策文件约有200篇。
“创办初期，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对《红色中华》非常重视。其中项英曾管过一段时期报纸的工作，毛泽东、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等都经常指导和过问报社的工作，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专论。”在任质斌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清晰地记录着这段历史。
然而，作者队伍除了报纸的主编或编辑外，大部分为机关干部，无法适应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为了丰富报纸内容，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参与。
在1933年7月11日的《红色中华》报第93期上，刊登了《红色中华报社编辑就写作致通讯员的信》，每一句鼓励的话都体现了编辑的良苦用心：
“同志们，写通讯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呀！
“为什么呢？因为写通讯用不到精密的思想，也用不到深奥的理论的基础。只要你用质朴的字句把你所知道的新闻事实有条理的写下去，那就保你写得括括叫，而且成为一个很好的工农通讯员。
“但是写通讯首先要找到适当的材料，尤其是必须要写的材料……”
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报创办100期时，李一氓发表署名“氓”的文章《论目前“红中”的任务》，更是鲜明地提出“如何培养新闻干部，开拓苏维埃政府的新闻事业”：
“现在参加在‘新闻工作’中的同志是很少的，这其中大多数还是偏于‘杂志’性（应为‘型’）的工作者，真正的‘新闻工人’，就更少更少……‘红中’应建立自己能够指挥和训练的通讯员，及自己整个的通讯网……另外我们用函授方法，来教他们的新闻学，如何做社论，如何写消息……要这样来创造苏维埃的新闻干部……《红色中华》不仅是报纸，而且是学校，从事这一部门工作的干部的需要，已经放在了我们新闻政策的议事日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