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新华社办了份报纸，留下的一张残报何以成了一级文物……(9)

《红色中华》报第100期。
瞿秋白在上海时，也发表过《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提出了“开展工农兵通讯员运动”的设想。他到达苏区后，红中社成立了通讯部，规定按期把编辑部需要稿件告诉通讯员，随时对通讯员写稿进行指导。
“《红色中华》报在培养作者队伍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例如让骨干通讯员参与编辑活动，举办通讯员培训班，给通讯员发送学习材料，包括怎样写稿、组稿、审稿，怎样从群众中发现素材。”瑞金市委党史办专家曹春荣说。
1934年，《红色中华》报通讯员队伍不断扩大，已由初创时期的20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他们绝大部分是一线的工农群众，成为报纸鲜活的信息源。为了更好地开展业务交流，编辑部还专门编发了一个内部刊物《工农通讯员》。
曹春荣认为，《红色中华》报依靠群众开门办报，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苏区实践形成的，是对“政治家办报”的补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办报思想进一步成熟的体现。
“它（《红色中华》报）开始组织了一些通讯员在它的周围……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在编辑方面也比较更活泼更有生气。因此报纸读者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报纸的销路（意为‘销量’）从不到一万增加到了四万。”
1933年12月1日，洛甫（张闻天）在苏区党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高度评价《红色中华》报的办报思路。
兴文育人，“红色群众”看得懂
“我们早就计划要登刊红中的文艺副刊，但因为种种事实上的困难（第一就是印刷机器不敷应用），所以直到如今才能实现……这次我们规定了副刊的称号，《赤焰》。我们比较充分的准备了副刊的内容；不过因为篇幅有限以及其他的关系，我们也还是不能认为这是美满的文艺副刊……”
这是1933年4月23日《红色中华》报第72期文艺副刊《赤焰》的发刊词。

《红色中华》报副刊《赤焰》的创刊号。
一直以来，中央苏区对《红色中华》报的要求是“反围剿的战争动员”和“苏区建设”的组织者、宣传者。中央苏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低，为让“每一个红色群众都能听懂、看懂”，编辑人员付诸一切努力，力求文字浅显生动、版面图文并茂。